全球经济区域化、地缘经济安全化以及金融风险外部化给中国与周边经济联系带来新变化

(三)全球经济区域化、地缘经济 安全化以及金融风险外部化给中国与周边经济联系带来新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呈现分裂态势,出现不少新的发展趋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更加区域化,由此出现全球产业链重组。此外,美国经济的高度金融化,特别是无限量化宽松政策(QE)提升了国际经济运行风险,为新的全球和地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同时,美国利用其强大的金融和军事霸权,试图将国内金融风险外部化,一方面采取加息缩表,另一方面很可能通过诱发地区层面的局部冲突以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区域化趋势日趋明显,并将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不断加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全球贸易额年均增速(除2017年外)均低于实际GDP增速,全球分工进程明显放缓,贸易强度下降,而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在2011—2013年达到顶峰后也一直停滞不前。全球化正逐渐减速,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趋势,逐渐形成美、欧、亚三大区域,邻国市场效应尤为明显。北美和欧盟区域化趋势对中国与周边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获取域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机会减少,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外部助力减弱;二是获取域外订单的机会减少,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减弱。在区域化过程中,亚洲集中度也在增强。从贸易来看,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50%左右,亚太区域内贸易份额在2020年上升至58.5%,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17]同时,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子区域的区内贸易联系不断增强。从投资来看,内部引资依存度指数2016—2019年已连续4年保持在50%以上,这表明亚洲资金更青睐亚洲内部市场。RCEP生效后,其原产地累积规则也将推动东亚区域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

同时,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化。机器人的发展和应用加快,其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主要基于劳动力成本而进行的全球布局将发生改变,将有可能影响劳动力的跨区域配置,产业更倾向于集中在本地和产业链短的周边地区。3D打印等增材制造技术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并提高了中间品的生产能力。随着打印材料和技术进步,全球中间品贸易额将下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将减少能源的地缘政治依赖,其投资和产业链合作将更多发生在周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和延伸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是今后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命题和方向。

第二,地缘经济的政治化和安全化程度不断上升,全球产业链重组将呈现近岸化、近友化、本地化特点。出于对华战略遏制考虑,美国日益将投资和贸易武器化,推动与中国科技产业脱钩。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大了跨国公司的供应链风险,安全因素在供应链重构中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美国国内政策驱动和联盟战略实施,也将加快全球产业链重组进程,促使其近岸化、近友化和本地化。美国不仅以国内政策引导跨国公司加快从中国转移,而且有意结合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向,在其周边地区,如墨西哥和中美洲布局产业链。同时,美国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在半导体、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合作,构建以美式价值观为规范的关键产品供应链联盟。2022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发表演讲时概括了美国重构全球供应链的思路,即以“友岸外包”替代“离岸外包”,将供应链转移到众多可信赖的国家。[18]拜登政府还将供应链弹性治理作为“印太经济框架”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作为美国实施“友岸外包”战略的重要抓手。目前,美国正在国内积极推动两党创新法案,提出拨款520亿美元扶持美国半导体产业,旨在提升美国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对华竞争优势。这将大大增强美国在芯片等高端制造业本土生产能力。2021年以来,美国加大投资力度并吸引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大批资本投资美国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大容量电池等新兴产业。美国发布完善《购买美国货法案》条款的行政令,将国内制造门槛由50%提高到60%,并将分阶段提高到75%,2022年6月将召开“选择美国”投资峰会。[19]美国还以“国家安全”“强迫劳动”“人权”等为借口,升级出口管制和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内的数百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特别是依托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四方机制等对中国实施“小院高墙”式精准技术脱钩战略。欧盟也把医药等产业列为战略性安全产业,旨在提高原料药活性成分的本地生产能力。上述举措通过限制国际经济要素流动改变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链网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分化、弱化和减化网络的效果。

第三,美国凭借美元霸权,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将金融风险外部化。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的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货币超发,其流动性泛滥和美联储退出QE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3月迄今,美联储推出“无上限QE”达到4.6万亿美元,短期内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上行,其中美国的通胀率超过8%。[20]与此同时,通胀上行加大了金融市场的调整压力,迫使部分新兴经济体提高基准利率以应对资本外流压力,土耳其等就出现了金融动荡。中国周边地区是国际资本流动密集地区,美联储启动的加息缩表进程将会引发离岸美元回流,对中国周边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由于美国加息,越南VN30指数从2023年高点狂泄20%,也加剧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本已存在的经济危机。同时,美国也有可能以诱发地区局部冲突,尤其是“敌对国”周边的冲突来巩固美元地位。美国这种手法在欧元诞生初期曾有过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