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江南文化”的学术话语

基于对江南文化的研究，学术界于2021年3月首次提出了“新江南文化”的概念。寿永明等从时间发展的维度研究长三角文化时，认为“新江南”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列为国家战略这一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广泛认同的基础上，以新的“江南精神”为出发点，建设具有“江南品质”的社会。^[2]庄若江认为新江南文化精神超越庸常，具有大道文化特质，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兼顾群体与个性，智慧灵动、开放善纳、务实进取、刚柔相济、雅致诗性且尚德向善、义利并举、富于担当，一定程度弥补了既有文化的缺憾，也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江南后发先至，优势突出^[3]。江南文化应与时俱进，与世界同步，与时代接轨，以更高的历史站位，对内以广阔胸襟吸纳其他板块优秀文化元素，“美美与共”；对外以更开放包容之姿融入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不断扬弃提升中持续为后世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江南文化建构和新城建设”专项课题组专家毕旭玲提出了新城建设与“新江南文化”建构之间三个可以探索的结合点：强化新城建设中的上海文化认同、赋予新城独特的文化个性、为新城建设提供新的文化材料。她认为将江南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和新城建设融合起来，能够有效降低“千城一面”的风险，使新城所在区域更有文化个性，也能与其他新城更好地区分开来^[4]。“新江南文化”可以成为新城打造城市软实力品牌和人文之城的重要切入点。

不少学者认为“新江南文化”的地理版图是长三角，是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同文化资产。查建国、夏立认为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需要跳出以往有关“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固有视域，从以当今上海为龙头的“新江南”的时空定位，对江南的区域概念和文化研究进行重新思考与建构^[5]。凌金华等认为，“新江南”版图决定了其文化内涵，即基于“新江南”版图的区域文化，也是相对传统江南文化的当代江南文化，其本质是长三角文化^[6]。同时，他认为徽文化应成为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一样“新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可以把“新江南文化”理解为以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徽文化为主体，兼顾长三角其他地域文化（如淮扬文化、皖江文化），充分融入优秀当代文化元素，兼具苏风吴韵、浙风越韵、徽风皖韵，既具有江南韵味又具有中国气派的长三角文化^[7]。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发掘新的文化引擎，提炼新的“江南精神”：一是诗性审美^[8]，二是求真务实^[9]，三是改革创新，四是开放包容。(https://www.daowen.com)

“江南文化建构和新城建设”专项课题组专家毕旭玲认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代表先进经济区和文化发达区的经济和文化概念。近现代上海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推进了江南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与现代性的生成。此后，上海逐渐成为引领江南经济文化风潮之地，为其在“新江南文化”建构过程中扮演中心和龙头角色奠定了基础。同时，课题组认为“新江南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在传统江南文化的基础上、新时代背景下由内而外的突破和更新。“新江南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进而表现出襟江带海、融合古典与现代、融合人文与科技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