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和开放思想先行先试的地方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5年，我们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目标是：“世界影响力”的能级显著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充分彰显、“国际大都市”的风范更具魅力。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代表团的历次重要讲话，讲得最多的是要求上海不断创新开放，为全国作表率、作示范。《习近平在上海（二）》中谈到，2013年，要求上海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他指出，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上海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从历史上看，上海发展得益于开放；从发展趋势看，开放的广度和力度决定着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进度和程度。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红色土壤的生根发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上海开放、国际化的历史传统。
第一，上海是百年前海外知名人士来华的访问首选，是当时国际化和现代化之潮头。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然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作为当时国际化和现代化之潮头，上海既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也是诸多来华海外学者的首选访问地之一。以20世纪第一批来华的西方思想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例，上海就是他们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首站[9]。1919年12月，英国作家威廉·萨摩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带着他的秘书兼好友进入中国，坐民船溯扬子江而上，走了约2 400公里的水路，接着又起旱路步行，于1920年1月初来到上海，并于1月12日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返回英国。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1920年1月9日对毛姆到沪有过简讯报道：“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威廉·萨摩塞特·毛姆近日莅临上海，下榻礼查饭店，对许多英国乃至美国戏剧迷来说，他可是闻名遐迩。”回国后，毛姆以他的中国见闻为素材，创作发表了戏剧《苏伊士之东》（East of Suez，1922）、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 the Chinese Screen，1922）、小说《彩色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4）三部作品。20世纪20年代，亚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作家泰戈尔曾多次到访上海，诗人徐志摩陪同左右，为其全程翻译。其中一次，泰戈尔就暂住在南昌路136弄徐志摩的寓所，他还曾去过上海历史悠久的龙华庙会。据当时媒体报道，泰戈尔1924年首次访华时，曾有600多人在上海汇山码头迎接。
1919年4月，来自美国的杜威和家人乘坐“熊野丸号”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随后入住位于南京西路的沧州别墅[10]。接下来的一个月，杜威游历上海、杭州和南京，发表了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主题的演讲，听众达上千人。此外，他还参观了上海的棉纺厂，走访民居。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5月12日，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曾亲赴沧州别墅和杜威共进晚餐，当时孙中山的《孙文学说》[11]正要出版，两人还就该书内容和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对于中国之行，杜威曾在1920年1月13日给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约翰·J.科斯（John Jacob Coss）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所做过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12]“五四”激昂的学潮、思想文化的交锋、东方迷人的风土人情……这些与本国不同的经历都给杜威这个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女珍妮·M.杜威（Jane M.Dewey）在《杜威传》（Biography of John Dewey）中也写道：“在他的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有影响的是去日本和中国的旅行。”[13]
在杜威来华一年后，1920年10月，来自英国的罗素抵达上海，入住外白渡桥边的礼查饭店，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在罗素即将来华的前一个月，《新青年》第8卷第2号特别设立专刊对罗素的生平和著述作了介绍，还在当期封面上刊印了罗素的半身照，注明他是“很快就要来到中国的大哲学家”，为其造势。在上海的5天，罗素发表了3场演说，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改造以及教育问题，在社会团体频频邀约的宴会和《申报》《晨报》等媒体竞相报道和采访中，罗素感受到了中方的热情。[14]他对当时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印象深刻，感叹：“初见上海，会让人想到自己何苦远涉重洋旅行到此。”[15]因为，上海的生活与自己所习惯的欧洲没什么两样。在与知识分子的接触中，罗素惊讶道：“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16]回忆来华讲座时，罗素觉得那是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时光”，来听讲座的学生们的求知欲使罗素不禁感慨，公众对他们两人很感兴趣，“其强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17]。两位西方著名思想家与在100年前与上海、与现代中国的交往，也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历史中最为迷人的插曲之一。(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以上海为主要活动中心，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涌现和成长。在与罗素和杜威两位思想家息息相关的“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等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对中国发展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问题与主义”这场争论中，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用唯物史观反对了庸俗进化论，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了实用主义。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第一次重要论战（而且是学者之间的一次真正自由的争鸣）”。[18]可以说，也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辩中，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而当时这场争论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就位于上海的南昌路100弄2号。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涌现了出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之前还没有一本完整的译文。1920年初春，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来到上海，将译稿交给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陈望道的译文精炼准确，成功地表达了原意，经过校阅后更加准确；8月，第一个中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印成出版，迅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此后一再翻印。同年，陈望道应邀加入《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陈望道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7月，他们创办《湘江评论》，著文论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同时，组织和推动湖南人民的反军阀斗争。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次年4月赴上海，7月回长沙，当时他在上海就寓居在犹太富商哈同营造的民厚南里29号。其间，毛泽东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进行多次讨论。毛泽东“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19]的目的。1921年7月，当杜威和罗素离开中国时，在他们来华的首站、被他们认为现代化气息最为浓郁的上海，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杜威和罗素在湖南讲座时的28岁青年记录员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了一代人的梦想和成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