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于地缘的社区信息网络
在上海市中心闹中取静的湖南路、武康路、淮海中路，三条马路合围而成的地带就是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武康居民区。这里因百年历史的武康路、武康大楼而得名，而每当遇到高温暴雨、蚊虫侵扰、台风过境以及近年来的疫情防控需要时，弄堂深处总能传来居民区干部们手摇铜铃，请居民们注意安全、防疫防灾的温情提示。而今，“武康铜铃”已经有足足70年历史，是武康居民区一代又一代社区干部联系居民、回应诉求、解决问题的载体与象征，润物细无声地守护着居民区的一方平安。
在《公众及其问题》[13]一书中，杜威提出，社区的本质并不是人与人的聚集，而在于组成社区的成员分享某种共同的经验。虽然“铁路、旅行和运输，商业……电报、电话和报纸，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整体”，但它不是一个共同体。什么是共同体？不论存在怎样的联合行动，只要其结果被所有参与其中的个体认为是善的，同时善的实现达到了某种程度以至激发出一个积极的意愿和努力这一联合行动，只是因为这是被所有人分享的善，这时候一个共同体就出现了。杜威在《民主与教育》[14]一书中更清晰指出：“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正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要形成一个社区或社会所必须共有的事物是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共识……共识需要传播。”分享经验直到成为共同财富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传播，也才能铸造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即使在最社会性的群体中，也存在许多尚未社会化的关系。它们就不构成真正的社会群体。
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基层社区连接起来，互通有无，信息共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地方共同体。现代社会，社区居民工作学习活动区域通常远离社区，对所在社区的依赖性不高。社区基本是陌生人社会的缩小版，具有高流动性和强异质性，社区成员缺乏共同利益，获取信息渠道多元，表现出“邻里冷漠”和“社区参与冷漠”。这就要求基层社区传播不仅仅要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筑通达便捷的虚拟社区；更要有类似“武康铜铃”的存在，凸显其“在地性”，积累共同经验，唤起社区居民的认同、信任，继而建构社区共同体，否则将落入连而不通的境地。
2023年的今天，基层社区传播媒介经历了数次迭代。基层社区应构建“十五分钟”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信息网络。线下包括书报栏、大屏幕，以及与附近商超、小店的对接联络，发展社区“达人”，举办多种活动；线上包括公众号、“社区云”、微信群等信息网络，培育和增强社区居民的核心价值和社区归属感。
【注释】
[1]董倩，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页。
[4]同上书，第32页。
[5]［美］魏斐德：《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梁禾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6]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3页。
[7]《读报小组》，《新民报（晚刊）》1952年5月24日，第4版。
[8]上海市档案馆：《兰馨里读报组工作的几点经验》，档案编号：C31—2—925，1963年。
[9]上海市档案馆：《华东人民广播电台关于1951年华东“五一”广播大会总结材料》，档案编号：B92—1—64，1951年。
[10]李煜：《“媒介融合”：电视开播的技术政治意义》，《现代传播》2019年第10期。
[11]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
[12]黄心村：《听电视：文革后期新媒体文化初探》，《二十一世纪》2016年10月号。
[13]［美］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本书翻译组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John Dewey.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akar Books，First Published，1915，Indian Editio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