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差异，有区分地进行政治合作

1961年6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佛教界代表团时，曾提到两国复交并不只是两国间的问题，对于亚洲以及世界和平都是必要的。^[37]周恩来对日外交的宗旨是推动中日友好，在1972年之前最大目标在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佛教外交也不会脱离这一诉求，但在具体实践上则因“团体”而异。

新中国最早恢复往来的日本宗教团体主要由僧侣组成，双方在反战和平运动、反核和平运动上进行了长期合作。主要由日本僧侣组成的“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反省与忏悔，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先后10余次收集并送还我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38]。1961年，大谷莹润等僧侣在日本发起了“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并将“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簿送给中国佛教协会。1955年起赵朴初持续代表中国佛教界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双方之间的互动，客观上为加深中日民间友谊、为邦交正常化营造民间友好环境做出了贡献。但日本传统佛教界有其现实局限性，尤其是基于自身“僧侣”的身份，长期受到所从事的“和平运动”是“宗教活动还是政治活动”、应该追求“心灵和平还是现实和平”的困扰^[39]，容易产生分裂，难以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直接有所作为。

创价学会则不同。创价学会是由信奉日本传统佛教日莲宗的在家信徒所组成的团体。1962年左右周恩来从来访的日本友人处获悉了创价学会的相关情况后非常重视，指示相关人员对学会进行研究、接触，并一直关注着创价学会的动向。池田大作本人也说“周总理早在会见我的约十年之前，就曾托人向我带话，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40]。

1967年，创价学会组织的政党公明党首次参加日本众议院选举，一举成为日本国会第三大在野党。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往来一度断绝的1968年，时任会长池田大作，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中国政府，提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相关建议，并将全文刊登在了学会的机关报上。1969年1月，公明党第七届大会所制定的中国政策提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正常邦交”等六项内容。在周恩来的邀请下，1971年6月，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华，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签署的共同声明中所提出的“复交五原则”，被视为此后中日复交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份共同声明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团并不满足于五原则，还要在共同声明中明确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公明党代表团表示不能接受，双方一度无法谈拢。周恩来立即把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找去谈话，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最关键，台湾问题最关键，公明党在这点上最明确，抓住主要问题，不要计较某些提法；并破例在谈判完成前，接见了公明党代表团，对公明党的五原则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相识虽晚，相知甚深”，使公明党代表团深受感动，很快达成了共同声明。^[41]显示出了周恩来对彼此差异的尊重以及对日外交的灵活。

1972年7月25日，周恩来会见了第三次访华的公明党代表团，将中国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与见解逐条念给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人。竹入将记录下的中方“草案”带回日本后交给了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这份“竹入笔记”促使田中角荣最终下定决心访华。而公明党的此次访华，则是源于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中方首席代表肖向前，在7月中旬向公明党传达的邀请其尽早访华的电报。由此可以认为是“周恩来选择了公明党”^[42]来向日本政府传递中方立场。周恩来之所以选择把高度机密托付给公明党，正是看到了创价学会·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议题上直接发挥作用的意愿与能力。

虽然都支持中日友好，但不同的日本佛教团体有不同的诉求，其能力也不同。而周恩来自始至终不强人所难，充分尊重彼此的差异，灵活积极，与不同的日本佛教团体展开不同的合作，最终结出了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