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的经验回顾
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无论从国家层面的科技创造发明，还是民间企业的创新，可谓层出不穷。受益于此，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群众的满意度空前之高。这些创新成果的涌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及各级政府着力对创新软性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决定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伴随而来的是一次深刻的制度转型和思想变革，即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地位，顺应和尊重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鼓励人们自由创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进一步坚定了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此后市场经济内在的法治化要求，不断规范各个创新主体的行为，奠定了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开始融入全球产业网络，大规模参与国际分工。一方面是外资的引入，要求中国按照全球化统一的规范来建立和完善自身经济领域的法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企业和公民大规模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交流，加深了对国际准则的认识。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国对创新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40多年来，三大创新部门分别实现了突破：首先，大学的科研水平不断攀升，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据2022年8月9日，日本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在高被引论文数量方面，中国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包括“嫦娥工程”“蛟龙计划”及高铁技术等领域。其次，企业的创新带来中国制造的崛起，如工业领域的生产自动化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14]。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在关键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方面，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占了91%的专利，70%的技术出口。中国是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规模、效率、低成本的优势让“中国制造”在全球几乎无可替代。数字经济的到来，各类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直播带货等创新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再次，更加重要的是制度的变革。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各方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吸引内外资入驻。同时显著地加大了科研公共投入，推出各类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包括“一带一路”计划，吸引了全球的眼光。
基于上述回顾可以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的创新成就，并不完全是某个单一主体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创新体系精神层面的进步。这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法治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健全，很多领域是一片空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到2010年年底，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通过市场经济相关知识的普及和现实教育，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没有法律保护产权，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行。
二是契约精神。孔子很早就认识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对商业的忽视，对私人产权的不尊重，历次政权更替带来的天翻地覆，影响了这一精神的贯彻。契约精神与法治精神有内在联系，或者说需要法治作为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日益增强，恰与商业活动的繁荣同步展开，并非巧合。随着各类经济合同的签署，最广泛的如购房合同，“按合同约定”，逐渐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人们自愿遵守契约的开明社会。人们普遍意识到：只有遵守契约的约定，才是真正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的。对于那些不遵守契约的行为，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唾弃。
三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客户是上帝”。推而广之，企业为了发展业务，就要深入研究客户的需求和偏好，取悦每个潜在客户。政府的客户是全体人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各类行政流程的简化，各类不合理法规的废除，让服务更加贴近和便利每个公民，落实“服务型政府”的各种要求。大学强调科研工作者充分享有自主研究权、自由探索的重要性，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唯其如此才能更多地产出优质的学术成果。
四是可持续的精神。可持续发展思想是近几十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倡导的普适价值观。学者们已经对以往的创新政策和实践提出批评，认为它过于关注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呼吁向可持续社会转型[1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问题日趋严重，排名世界前列。这一结果是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也跟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分不开。但是这一现状正在发生变化。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这是一种大国的担当，也是为了中国自身未来能够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这一精神未来需要内化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也必将成为不同创新主体开展创新的主导思想。
总之，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党和政府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适合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中国才得以顺利地从资源型、投资型国家升级为创新型国家。这一指导原则与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意愿相结合，由此树立的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很好地契合了创新的道路，才结出了全社会“大众创新”的累累硕果。这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1]赵付春，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2]WIPO，“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Tra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WIPO，Geneva，Switzerland，2021.(https://www.daowen.com)
[3]Pavitt，K.，“Sectoral patterns of technical change：Towards a taxonomy and a theory”，Research Policy，Vol.13，1984，pp.343—373.
[4]Eric von Hippel，Source of Innovation，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5]Freeman，C.，“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Draft paper submitted to the OECD Ad hoc group 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ness，August 1982，mimeo.Later published as Freeman，C.，‘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4，13：540—552：Lundvall，B.-Å.，Product Innovation and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Aalborg：Aalborg University Press，1985.
[6]Lundvall，B.-A.（ed.），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London：Pinter，1992.
[7]Henry Etzkowitz，Loet Leydesdorff，“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Research Policy，Vol.29，2000，pp.109—123.
[8]［美］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Jensen MC，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3，No.4，1976，pp.305—360.
[10]Audley Genus，Andy Stirling.“Collingridge and the dilemma of control：Towards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innovation”，Research Policy，Vol.47，2018，pp.61—69.
[11]Drucker，J.，Goldstein，H.，“Assess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acts of universities：a review of current approaches”，Int.Reg.Sci.Rev.，Vol.30，2007，pp.20—46.
[12]Simone Robbiano，“The innovative impact of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Evidence from Italy”，Research Policy，Vol.51，2022，p.104567.
[13]Cowan，R.，Zinovyeva，N.，“University effects on regional innovation”，Res.Policy，Vol.42，2013，pp.788—800.
[14]Jahan Ara Peerally，Fernando Santiago，Claudia De Fuentes，Sedigheh Moghavvemi，“Towards a firm-leve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framework to endorse and actualiz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search Policy，Vol.51，2022，p.104563.
[15]Gijs Diercks，Henrik Larsen，Fred Steward，“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Addressing variety in an emerging policy paradigm”，Research Policy，2019，48：880—894：Johan Schot，W.Edward Steinmueller，“Three frames for innovation policy：R&D，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change”，Research Policy，Vol.47，2018，pp.1554—1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