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去组织化与市场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本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逐步演进为国家、市场两分的二元化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有许多新的特征。
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是国家的部分退出，形成了一个部分由市场主导的社会，社会的有序流动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改革开放之前的由国家一元化主导的中国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的“总体性社会”，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是统一的，结构相对简单划一，社会依附于国家存在。改革开放之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一是城市农村分化的方式不同，城市主要体现为体制内外的分化，农村则先后出现了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外出的打工潮。二是社会结构由原本体制内行政级别等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性分化转变为由社会身份类属等决定的团块式分化。三是不平等的扩大，纵向的分化大于横向的分化。[5]作为维系前3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几条绳索如阶级身份系列、城乡居民身份系列、干部和工人身份系列、所有制身份系列都趋于松动和弱化。[6]
以上社会建设的变化，都是基于“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做出的改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每次重大推进，都基于对基本国情做出新的科学判断。改革放开初期我们理论上最重大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既是对当时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准确的判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基石，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与之对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的形式多样化、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社会建设的转型是与经济制度的转型同步的。
文化建设方面，有两个大的变化。一是主流理论内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有很多不同；二是理论界以外的思想界重新繁荣，分化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继承性，新的意识形态既不能完全原原本本地延续旧的，也不能完全重起炉灶，此后的主流理论界则是通过对原本处在变动中的毛泽东的思想做出一种固定的体系化的解释，并且在原有意识形态话语基础上做出具有连续性、调适性的话语创新，从而达成理论创造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而在理论界之外的思想界则大不相同，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界的多元化程度，可以说与晚清至抗战几十年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多元化程度是相当的。抗战决定了新中国的形态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党的十八大决定了中国将通过实现伟大复兴而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构。但是，历史节点虽然是明确的，但两个历史节点之间的过程是纷繁可变的，只有经历和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新的判断才能够基于足够的历史理性来指导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因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几十年间，尽管实际处在主流理论并不完全指导各种社会思潮的状态下，社会思潮呈现出传统左翼思潮分化、保守主义建制派思潮兴起、非建制派思潮由盛行至衰落三大复杂局面。但正是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此起彼伏，人心乱而后宁，撄而后成，社会共识才重新得以凝聚，我们能够更成熟地看待过去的道路，更理性地规划未来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成主体、自建体系才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指出，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这两个阶段，不能用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同时对两者都要坚持其中的真理，修正其中的错误，这样才能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7]对这一问题，思想界也有思考。甘阳在2005年就提出了“通三统”的观点。这一说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现在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只有有效地把历史上种种歧异的历史资源、政治资源、思想资源整合起来，才有利于当下和未来的事业。但是，共识虽然初步形成，理论的深入建构还很不够，离总结各个时期、各种传统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统一的史观还有不小距离。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如何总结两个阶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且上升为一般性理论，并服务于新时代的新的伟大斗争？这既是有待研究的难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的理论准备。有学者指出，哈耶克的理论指出了自发秩序的优点，而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作为自发秩序同样也蕴含了自我毁灭的倾向。[8]因此在社会构建上，自发秩序与人工秩序相互各有优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是以列宁主义人工秩序建构国家，第二个30年是人工秩序引入市场这一自发秩序，两者互为对立，而又对立统一，上升为第三个阶段更高的秩序。也有学者指出，相对于第一个阶段的“政治化”和“组织化”，第二个30年的特征是“去政治化”和“去组织化”，即权力机制对群众主体性的消解，以及将原本组织起来的人民重新拆散为市场逻辑下原子式的个人；而新时代将实现“再政治化”和“再组织化”，世界体系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9]还有学者谨慎地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个时期，分别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中心。[10]新时代新的伟大斗争还刚开始，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必然以彻底消化前两个阶段的成果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