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士人的思想钳制

宋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虽还在继续发展，但随着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消逝，地主阶级已失去其壮年时期的奋发有为精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宋代又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朝代，宋太祖接受唐代藩镇割据、五代分崩离析的教训，不得不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使各级官吏和人才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把戏，随将政务、军事、财政大权分开，互不统属，目的也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如果说，在唐代，杜甫还可以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斥责高官显宦不顾人民死活；白居易的《长恨歌》，把矛头指向皇室，谁也不曾指控他大逆不道，那么到宋代就不一样了。北宋神宗赵顼朝，王安石变法。文学家苏轼对新法有异议，被目为反对派。他写了一首《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句，御吏台谏官借题弹劾，认为皇帝作为真龙象征，是飞在天上的，怎能蛰伏九泉？显系亵渎九五之尊。随将苏轼押解到京审讯，谪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史称“乌台诗案”。南宋高宗赵构朝，秦桧当权，所兴文字狱，牵涉面更广。如茶陵县丞王庭珪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李孟坚诵其父李光私撰的国史，被控“语涉谤讪”，大理寺判李光永不检举，孟坚除名。程瑀解释《论语》“弋不射宿”，说“孔子不欲阴中人”，因而坐罪。太学生张伯麟题壁写了一句“夫差，而忘越王杀而父乎”，被杖脊，刺配吉阳军。秦桧还曾疏请禁野史，禁民间结集经社。[2]宁宗赵扩朝还出现“庆元党禁”，目理学为“伪学”[3]，株连不少人，弄得“贤士惴慄，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