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融合与理学的产生

宋代统治者为了巩固专制政权，也热衷于利用宗教麻醉人民。

赵匡胤即位不久，就大力提倡佛教。他曾降诏诸路寺院，凡是为周世宗时所废而尚未毁的不毁，遗留的佛像也全部保存。再是雕印藏经。太宗赵光义统治时期，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处大建佛寺，设译经院翻译佛经，真宗赵恒还亲为佛经作注。创于唐、五代的佛教各宗，到宋代也有所发展。禅宗临济宗的一派黄龙宗和杨岐宗，即在宋时创立。

宋统治者也竭力提倡道教。太宗曾召见华山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真宗诏赐信州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为后来奉祀江西张天师的开端。李唐王朝曾虚构李耳为李姓祖先，赵宋王朝则虚构赵玄朗为赵姓祖先，并尊为“太上混元皇帝”。徽宗赵佶自称是“神霄帝君”临凡，讽道录院册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此后不仅道观林立，道士盈庭，还诏求道教仙经，置道阶，秩比世俗官吏。道家说教也搬上太学讲坛。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的儒学，更为宋代统治者所推崇。他们不断抬高孔子的地位。建隆二年（961），宋太祖下令贡举人要到国子监拜孔，并著为定例。太平兴国三年（978），太宗下令恢复孔家为周世宗所取消的免役免税特权。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下令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同年亲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谒孔墓。他自撰《文宣王赞》，歌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强调“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5]。

儒学同佛道的消极部分对于汉代以来士民思想都起着钳制、腐蚀、麻醉的作用。以儒为核心，实现儒、道、释三家合一，魏晋南北朝时已开其端倪。到宋代渐趋于成熟。北宋高僧契嵩说佛、儒“迹异”而“心同”，佛家“五戒”就是儒家的“五常”。儒家的二程也从佛道两家那里吸取理气心性之说。程颐说“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6]，与唐宋著名道士杜光庭说的“得清明冲朗之气，为圣为贤；得浊滞烦昧之气，为愚为贱”[7]如出一辙。在人性构成问题上，道教南宗鼻祖张伯端分“气禀之性”与“先天之性”，程、朱亦分“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二者亦竟如此相似，表明儒、道、释联合是时代的产物。佛、道促成儒学的哲理化，以理学的面貌出现，构成不同于汉学的新儒学，它结合宋代的政治经济实际，赋予纲常伦理以理论的说明，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赵宋的封建统治。理学从而成为宋代的官方哲学，文教政策的理论根据。南宋宁宗赵扩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朝廷定朱熹谥号为文，尊称为“朱文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也重新得到重视。嘉定五年，从国子司业刘爚之请，朱熹的《论语》和《孟子》集注正式定为官学学生必读之书[8]。

宝庆三年（1227）理宗赵昀接见朱熹次子朱在，说朱嘉的《中庸序》，他读起来不能释手。[9]淳佑元年（1241）理宗下令将朱熹列入孔庙从祀。对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他都相应追封为伯。理宗还亲到太学，拜孔子像，命人讲解《大学》，并将自己写的《道统十三赞》颁发给国子监，宣示学生必须认真阅读。南宋时期，凡是以传播理学为宗旨的书院，多受到政府的支持，或为其题匾额、赐田，或给书院主持人各种优遇。理学伸入宋代官学，不仅由于理学家们的提倡，更主要的是由于赵氏王朝以政令规定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