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胡瑗
胡瑗通过分斋教学培养符合宋初社会需要的各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多样化人才的客观需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胡瑗及其“苏湖教法”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当代学术界、教育界所公认和重视。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尤其是他的教育改革精神，长期以来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十分宝贵而独特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渊源，仍具有深广的当下意义。本文试探讨其“苏湖教法”的当下意义。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人称“安定先生”。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代理学先驱。胡瑗的教育生涯大体可分为任教于苏州郡学、湖州州学与中央太学三个时期。“在教育改革实验中，苏州州学是其初步探索时期，湖州州学是其形成具体成果并为太学采用时期，中央太学是其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时期。”
宋仁宗景祐二年，苏州知府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设立苏州府学。得到批准后，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府学教授。胡瑗励精图治，大胆改革教学，苏州府学享誉吴中，读书人趋之若鹜。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湖州知事滕宗谅奏请朝廷设立湖州州学。慕胡瑗之盛名，滕宗谅聘请胡瑗为湖州州学教授。期间，胡瑗以他制定的苏州郡学学规为基础，以创新精神大胆进行教育改革实验，首创“经义”、“治事”两斋并置的分科教育制度，成效日显，声誉日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为相，提出了10条改革方案。范仲淹认为，要澄清吏治，就必须改革培养官吏的教育，精贡举，兴学校。他明确提出：“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与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庆历兴学运动。在这次兴学运动中，范仲淹把胡瑗的教学法作为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的楷模，向宋仁宗大力推荐。他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写道：“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老穷经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数，为一代之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后来朝廷在京师建立太学，下令仿效苏湖教法来订立太学制度。庆历四年，宋仁宗诏令全国州县官学派人到苏州、湖州考察学习，总结出《学政规约》一卷，令太学推广。胡瑗在苏州、湖州的教育方法被称为“苏湖教法”，或称“安定教法”，《湖州府志》则称“湖学”。由于胡瑗在湖州州学中的教育改革实验取得了成功，并为太学所采纳，遂于宝元四年（1052年）应诏赴太学执教。
从此“苏湖教法”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胡瑗作为宋初学术的领袖，乐于育人之道，毕四十余年精力于一役。精心打造“苏湖教法”。至嘉祐四年（1059年）春，胡瑗以病重致仕归里。离京之日，大批弟子隆重相送，为时人所倾羡。同年六月，胡瑗病逝于杭州，终年68岁。
有道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但胡瑗对湖州情有独钟，选择了湖州的道场山麓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胡瑗墓在今湖州市南郊7公里的道场乡青山坞胡峰基的幽谷处。墓始建于宋嘉祐五年（1060），元中被毁，后复建，历代又重建。1996年湖州市人民政府拨款、包括湖州师范学院师生在内的社会各界捐资共计80万元重修。胡瑗墓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瑗20多年教学生涯中，13年在湖州，由其主持的湖州州学，欧阳修在《胡安定先生墓表》中称学生“去来常数百人，人称湖学”。
《胡氏家乘》引范仲淹《赞》云：“天地储精，山川毓秀。孔孟衣钵，苏湖领袖。道学正传，体用善诱。雅饬化风，泽流于后。”
沧海桑田，胡瑗墓却常修常新，可见湖州人代代相传，对这位“苏湖领袖”有着悠悠的崇敬之情。科举时代，湖州文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都要前往拜谒胡瑗墓。近年来，湖州师范学院作为湖州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以“明体达用，全方位互动育人”为办学特色，努力发扬光大胡瑗的教育思想。
综观胡瑗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是“苏湖教法”的精髓，是其教学理念。
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参政。唐朝科举考试重词赋。于是一般读书人便热衷于科举功名，他们专习辞赋以应付考试，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真实学问，“尚文词而遗经业”。学校日益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科举考试制度对读书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
《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皇祐末，召瑗为国子监直讲，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信服，谤议蜂起，瑗强力不倦，卒以有立。……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此由可见，胡瑗的“苏湖教法”，开一代学术风气。作为太学推广后，起初尽管阻力很大，但不久就令全国学子折服，不远千里前来投奔胡瑗门下。
在教育理念上，胡瑗主张“明体达用”，强调体用文的有机统一。胡瑗的得意门生刘彝曾这样回答宋神宗所问王安石与胡瑗两人孰优的问题：“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可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当然，弟子之于其师的评价，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从当时师道沦丧、体用文三者相互割裂、教育与科举制度百弊丛生的现实来看，则胡瑗所强调的“明体达用”、体用文有机结合，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是整个新的时代改革精神在教育中的反映，对于重建教育理念，革新育人宗旨，培养体用结合、理术兼长的新型人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宋初，所谓“明体”，是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不仅要自己“明”，而且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明体”和“达用”，简言之，就是学会做人和学会做事。不同的时代，对于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事，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认为，“明体达用”在当下仍是一个良好的教学理念，但我们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对“明体达用”的内涵进行创造性转换。
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对宋代书院及后世的教育也发生了积极影响。如宋代东山书院，“规矩为国初书院，肄业则明体达用如湖学”。宋代以后有些知名教育家，也非常推崇胡瑗“明体达用”、“敦实学”的思想。如清初的颜元说：“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的实学不在空言……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他自己称胡瑗“真吾师，恨不及门”。他主张治学当“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显然是受胡瑗的影响。
当代新儒家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指出：“中国人言明体达用，明体近静一边，达用近动一边，但动静一体，体用一源。苟无体，何来用。苟有用，即见体。体属内，乃和合性。用属外，乃分别性。中国人偏重明体，西方人偏重达用。”的确，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大都偏重于“明体”，胡瑗是一位真正强调“达用”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并开了中国强调“达用”的先河。一味强调“明体”，可以培养君子；一味强调“达用”，可以培养会干实事的能人。只有“明体”和“达用”兼顾，才能培养出有才能的君子。“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不同的能耐，且隔行如隔山，因而能力具有“分别性”，必须通过分门别类的教学来培养。
在“明体达用”教学理念的指导下，胡瑗的“苏湖教法”有一套完整而科学的教学体系，具体由如下几方面构成：
首先是由“明体达用”衍生而来的分斋教学法。据黄宗羲《宋元学案o安定学案》载，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由于受到科举考试重诗赋的影响，当时的学校教育也以诗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胡瑗有感于诗赋的不切实用，当他任湖州州学教授时，开始从教学内容上进行改革，以经义和时务作为教学内容。他在学校中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经义斋选择那些思维开阔、胸襟宽广的可造之材为学生，研习儒学经典；治事斋则让学生在边防、水利等实用知识中选一门作为主修，再兼修另一门。所以从湖州州学出来的学生，大多精明能干，参加科举则常获优等，从政做官则适于世用。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是中国古代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但对于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对于宋代以后的学校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制度是近代教育中实行的文、理分科教学和主修、副修相结合制度的先声，有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引入西方现代大学中分科教学最为得力和成功的是“江浙学派”。他们真正让胡瑗的“分斋”教学法与西方现代大学的分科教学接了轨。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继承发扬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有利于我们革新和完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传统的中国教育，特别注重儒家正统文化对于学生的文化整合，强调的是人的共性的培育。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对学生实行个性化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性化教育也是一种新的教育。新的教育应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新的教育以发现每一个受教育者身上的闪光点为基础，根据各自的特点，使其最大限度地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当然，学生的兴趣往往不至一个，故应让大学生在学好一个主修专业的同时，辅修另一个感兴趣的专业，通过主辅修制来培养复合型人才。
其二，制定“科条纤细”的教育制度。胡瑗十分强调学校培养人才的作用，他在《松滋儒学记》中明确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要培养“明体达用”的高素质人才，必须要有良好的学风，而良好的学风要以“科条纤细”的教育制度作保障。胡瑗在湖州期间十分重视学校的学风，为学校制定了详尽的学规，“科条纤悉备具”。而且胡瑗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宋史o胡瑗传》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胡瑗既严格师生之礼，又非常关心和爱护学生，把学生的生活起居时时放在心上。组织课堂教学也是严慈有度，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学习结束之后，则与学生一起游艺为乐。正是有了这套严慈结合的管理制度，他主持的苏州郡学、湖州州学、北宋太学才具有良好的学风。借鉴胡瑗严慈结合教育制度，教师要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学生要做到尊师重教，并能为教师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
第三，革新教学方法。为了使学生对经义能正确地理解，胡瑗在教学中总是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胡瑗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志趣和各自基础，进行分组教学，使学生能够发展专长。在教学过程中，采取授课、讨论、辅导以及外出游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生动活泼，不拘一格，使诸生人人乐学而富有成效。据《宋元学案o安定学案》所载：“先生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胡瑗还注重直观性教学与考察性教学。据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载：“初，郡学成，先生独以《三礼》仪物黜其于古无考而益其未见者，图之讲堂。于是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
胡瑗的上述教学方法，可资借鉴的方面有：教师传授的知识应是鲜活有用的，能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而学会观察社会，分析现实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以类群居讲习”，学生向教师汇报学习心得，教师再加以指导，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对于胡瑗的直观教学法，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来发扬光大。
第四，注重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据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载：“先生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又据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先生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安定言行录》还专门记录了一则胡瑗率领湖州诸生“行万里路”的故事。胡瑗对湖州知府滕宗谅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胡瑗与滕宗谅亲率湖州学子数人远游关中，来到潼关，道路峻隘，舍车而步。大家奋力登上关门，坐下来稍事休息，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胡瑗对滕宗谅感慨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胡瑗的这套教学方法，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教育”十分相似，这在许多读书人将学校视为“声利之场”的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胡瑗主太学，一向注重经师人师、治已治人的关系。胡瑗弟子、理学大师程颐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安定之门人往往知稽古爱民矣，则其于从政乎何有？”
由于胡瑗的教学内容形象生动，手段灵活多样，教学效果显著，“故人皆乐从”，甚至是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名人，都将自己的儿子送至胡瑗的门下。特别是以“明体达用”为宗旨的教育理念，以及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教育方法，使得胡瑗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不尚空言而又各有所长。
胡瑗从事教育活动的20多年，不拘泥于传统教学方法，敢于改革创新，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经胡瑗分斋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信其师说，敦尚行实”。有的谙于经义，有的老于吏事。史载胡瑗的学生很多，经常受业的有数百人。从现在能考的二十多位学生中，其中精通经学的有顾临、朱临、翁仲通、杜汝霖、倪天隐、陈高等。练达治事的，有的善治民，如莫表深中进士后，累官光禄丞、知饶州，“称循吏”；有的善战，如卢秉因“击夏酋有功”，官迁龙图阁直学士；又如苗授因“累立战功”，官拜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等……他们大都是宋王朝有名的臣僚。所以欧阳修赞扬胡瑗说：“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弟子皆贤才”。弟子刘彝就是胡瑗精心培养的一位胸怀大志的复合型人才。刘彝是宋代杰出的水利专家与水利兴造之臣，又在中医医药方面建树功勋，难能可贵的是“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因此他深受人民爱戴，人称“治范”。他还是一位大学者、经学家，著述宏富。
综上所述，胡瑗的“苏胡教法”对宋代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更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研究胡瑗的“苏湖教法”，对今天的革命理想教育、个性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仍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