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教政策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契丹社会经济迅速地向封建体制转化，在上层建筑领域也承袭唐宋一系列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太祖神册六年（921），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1]走汉化的道路，这是历史的要求，早在阿保机即位时就问过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他的长子倍回答：“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阿保机深以为然，“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2]圣宗耶律隆绪尝问侍臣“以贞观开元之事”，侍读学士马得臣上书，劝他睦六亲，研经史，说：“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致矣。”书奏，“帝嘉叹良久”[3]，即接受了马得臣的建议。同时也按照汉字格局，创制契丹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