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的书院教育活动
吴澄一生从教60年，既自建“草庐”授徒讲学，又漫游四方，应邀赴其他书院执教主讲，还在官学任教或开讲。
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3）正是元军横扫中国，南宋节节败退之时，怀着一腔报国尽忠之志，吴澄参加了进士考试，然而却名落孙山，回到故里。咸淳八年，吴澄23岁，这时宋亡之征已现，吴澄报效宋廷的心愿已难以实现，满怀着家国之痛与个人报效无门的惆怅与忧虑，在故乡山间作草庐数间，自题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在这里开始了讲学生涯。吴澄的故乡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位于崇仁、乐安交界之处，这里“民稠俗淳，安居数百年矣。并先庐之阴而行不一里有谷焉，广可十亩，山冠水带，密卫环趋，前曰‘清’，后曰‘白’，流之合而近者也。南‘华盖’、北‘临川’，西北‘芙蓉’峙之。远而最者也，苍翠不可悉数，明霭不可得摹……。”[57]程钜夫为吴澄讲学之处题“草庐”二字，从此人们便以“草庐”先生敬称吴澄了。
元延祐元年（1314）是吴澄第二次建讲学之堂，《年谱》载：“延祜元年，作‘久大堂’，命长子文董其役，仿古规制，赵文敏公篆额。”从“仿古规制”看，久大堂的规模已远远超出“草庐”，可惜久大堂的详情，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吴澄在山中讲学，生活是比较清苦的。他说：“澄酒肉甚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二三儿躯干壮健，写字读书之余各务耕桑，自营衣食于家，可以不饥不寒而无俟于其父之遗也。萧然一身，二竖给使，令纸张布衾如道寮禅榻，所寓而安。案上古《易》一卷、香一柱。冬一褐，夏一綌。朝夕饭一盂，蔬一盘，所至有学徒给之。”[58]这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吴澄山中讲学的实况，终日粗茶淡饭，居住如“道寮禅榻”。吴澄的两个儿子除参加学习之外，还要务农生产，自营衣食。而吴澄讲学则主要依靠“学徒给之。”吴澄弟子求学，多有“裹粮”而来的记载。但对于生活贫困的学子，吴澄又多供给衣食，特别是在他担任了一些文教官职返回故里之后。揭傒斯说吴澄修《英宗实录》成，归家后“四方学者日益众，公（吴澄）虽疾，必强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学者多至卒业而去。”[59]华盖山虽偏远僻静，从学者却络绎不绝。《元史·吴澄传》云：“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屩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盛况空前。
元代书院官学化，私家讲学的学者们为了与官学化的书院相区别或害怕官方横加干预，往往不愿把自己讲学的场所以“书院”命名，而改用“精舍”、“草庐”、“山房”、“斋”、“堂”之类的名称。尽管如此，这里虽然没有“书院”的称号，却是宋人自由讲学风气继承得最好的地方。
吴澄除了自建草庐讲学，还帮助其他人建书院讲学。如大德四年（1300），乐安夏友兰等建鳌溪书院，吴澄“与闻其议”，并亲自阅览举建书院的公移文书。又如延祐七年，到建康，王进德请吴澄到王氏义塾讲学，吴澄为定王氏义塾规制。由于吴澄的帮助，王氏义塾名声大振，地方官吏向朝廷报告此事，泰定元年（1324），上赐额“江东书院”。[60]王氏义塾规制的条文我们未能看到，但知道吴澄定规制是参照了范仲淹的义庄规制。我们知道，范仲淹曾在苏州故里置义田千亩，合族聚居九十余人，以义田收入供养族人，嫁娶凶葬皆有赡济，并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建康王氏也常有义行，赈䘏不吝，现在又在吴澄的帮助下用范仲淹的方式赡养族人了。吴澄对宗族教育多有论述，后面将会介绍。
吴澄作为一位当时最有名气的学者，还经常应邀赴外地讲学，这种讲学既有私人的精庐、斋堂，也有官学化的书院，还有地方官学。这种以私人身份的四处讲学，几乎持续了近六十年，下面只是据《年谱》的一些简略的记载：
咸淳八年，授徒山中。
至元十二年，授徒乐安县。
至元二十五年，授徒宜黄县明新堂。
元贞元年，授徒龙兴，并开讲郡学。
大德七年，讲学扬州郡学，并授徒真州。
大德十年，授徒袁州。
延祐三年，隐宜黄五峰寺讲学，著《易纂言》。
延祐五年，授徒永丰武城书院。
延祐六年，授徒江州濂溪书院。
延祐七年，讲学家中。
至治二年，讲学建康，定王氏义塾规制。
泰定五年，讲学清江。
至顺元年，讲学郡学。
至顺三年，留郡学《礼记纂言成》。
上述记载远远不能概括吴澄的讲学生涯，虞集说；“昔者临川吴公之讲学无间于出处，学者之及其门，南北常数千人，既老，就养郡庠。”[61]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在讲学。《元史·吴澄传》也说：“出登朝署，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都是这个意思。
吴澄讲学是颇具个人特色的。他说：“学者来此讲问，必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省之语，又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这种“先反之吾心，后求之《五经》”[62]的方法，显然来源于陆九渊。关于“主敬”，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从指导读书看，吴澄要求学生精拣几本经典性的书本，如朱熹的《四书》、《近思录》，二程的《程子遗书》等等，反复玩味，探索其义，穷其义理，然后反求于我。这种强调主敬读书、个人自修的方法是与吴澄尽力提倡、孟子主张的“深造自得”的教学原则分不开的。
诘难答问是吴澄讲学惯用的方法。元贞元年（1295）吴澄游豫章，元明善“入见先生，问《春秋》大义数十条，皆领会至语之理”。[63]熊本学道于崇仁山中，“负笈徒步往从，摘经中所疑七十二条，反复诘难，文正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先生（指熊本）为之喜而不寐。”[64]诘难答问式的讲学不但在私人授徒时进行，在国子监也是一样，《年谱》载：“至大二年，……公至就位，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高下而开导诱掖，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从这些记载看，诘难答问的对象不但有那些才质较低的学生，而且有象元明善这样的知名学者。吴澄在答问中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学子。
讲论讲会。讲论是面向生徒的讲授论说，即前面所引的“讲论不倦。”元人刘岳申曾说吴澄，“每遇学者，无不必倾倒至尽，尤凡下者，尤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厌，但恐己意如有不明不尽。”[65]这种讲论方式，特别是对后进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嗟譬，是引导学生迅速掌握知识体系的有效方法。吴澄对待学生“倾倒至尽”的传授精神，更是令人钦佩。讲会在宋代比较盛行，元代著名学者进行盛大的宣教式讲会已不普遍，吴澄却乐意进行。元贞元年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城中居官之人及诸生皆愿闻先生一言，请先生至郡学开讲，先生为说‘修己以敬’一章，指画口授，反复万余言，听者千百人，有尝用力于斯者多所感发。”[66]可见吴澄讲学内容的精湛与语言表达的精彩。
为书院撰论文，为山长、堂长等作序跋也是吴澄书院教育的重要活动。在这些记文序跋之中，或叙述兴办的缘由，或规定办”学宗旨，或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或宣传书院人物的办学功绩。比如他在《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序》中勉励学子“惕然警惧，动息语默必知所尊。”在《鳌溪书院记》中详细阐述自己的书院教育主张，在送黄孟安等山长的序文中盛赞并鼓励他们的办学业绩与讲学精神。现存《草庐吴文正全集》中包留了大量著作，除上述已介绍的以外，还有《武城书院记》、《岳麓书院重修记》、《瑞州路正德书院记》、《明经书院记》、《淝川书塾序》、《儒林义塾记》、《鳌溪群贤诗选序》，以及为一些以“堂”、“庵”、“山房”命名的讲学场所所作的序铭记跋，就有数十篇之多。吴澄还为地方官学及地方官学教授撰写了数十篇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中蕴藏着吴澄丰富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那些与书院有关的序铭记跋，更是包含着吴澄颇具特色的书院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