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古文运动，以明道、教化为功

孙复、石介还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健将，孙复的文章“谨严峭洁，原本经术”，石介更进一步，“倔强劲直，一扫雕绘绮靡之态。”[6]虽然不及后来欧阳修、王安石等名家，但在文学为现实服务，历史为当代服务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可取的。

孙复在《答张洞书》中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他们文学观的代表之作：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列圣人之微旨，或则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圣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大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若肆意构虚无状而作，非文也，乃无用之瞽言尔，徒污简册，何所贵哉！

这是继承了韩愈、柳宗元“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强调文章必须是“临事摭实有感而作”，要言之有物，为现实服务，不能无病呻吟，骈辞赘语，这是正确的见解。但是囿于“道”的偏执，他们都有把文作为道的附庸的倾向，不仅看不到其他学说的长处，也忽视了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因而对文学理论的建设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石介走得更远，在《怪说》中他猛烈攻击内容单薄、感情虚假，堆砌典故、崇尚词藻的西昆俄，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寻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昺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进而主张把这种文人诛杀灭尽。这实在是矫枉过正了，反映了道学家者流偏执、狂妄的一面，因为他们看不到文学对个人情感的陶冶价值，过于缺乏审美的眼光。

在他们看来文章的功能只在于宣扬孔孟之道，进行封建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