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佛治心、修身养性

元朝和辽、金一样，对佛教是比较重视的，这三朝的统治者在深入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还同时注重对道教和佛教的利用。在这方面，耶律楚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根据，即所谓“以儒治国，以佛治心。”[8]耶律楚材站在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立场上，在推崇儒教的同时，又拿起了佛教这一精神武器，使元朝的思想统治较之前朝又复杂一层。在元朝以前，宋代的理学虽是援佛道以建新儒学，只是选择佛道学说中和儒家伦理相近的地方牵强附会，以变化和发展日趋僵化的儒家理论。对于佛教来说，他们吸收的内容，主要是思辨哲学和有关心性方面的理论。尽管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中有华严宗的印迹，在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中有禅宗的影响，周敦颐的《爱莲说》也反映出明显的与佛教莲华自性清净的说教有关的思想，但他们多不说明这一点，反而象韩愈那样以反佛为标榜。朱熹的《中庸章句·序说》实际上脱胎于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自己却说这一观点出于程颢，极力避免与佛教牵连。在佛教方面，宋时已有人将佛学与儒经相比附，如释契嵩的《镡津文集》，竟以佛子而作《中庸解》，《皇极论》乃至《原教》，《孝论》，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儒佛之间的相互渗透。自唐而下，在学术思想界和教育界，儒佛互相融合的现象日趋明显，只是在耶律楚材之前，还没人明确地说明这两者在思想领域内各自的作用。

耶律楚材自小博通百家，旁及释老，“十三学诗书，二十应制策，禅理穷毕竟，方年二十七。”[9]在佛教方面，他主要宗法唐朝以来，在全国占居统治地位的禅宗学派，是金末禅宗大师万松的弟子。所以，他所说的“以佛治心”，主要是用禅宗的思想方法，用佛教的出世精神来对待世事，进而完成儒家的入世事业。换言之，即是在完成儒家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时，以佛教忘生死，外身世、不逐名利的精神来修身律己，使自身达到一种高尚的境地，可以说，耶律楚材所说的“治心”，就是一种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就能“身处红尘而又能看破红尘”，“视死生如逆旅”。[10]他“年二十有七，受显决于万松，其法忘生死，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11]耶律楚材一生曾精心研究《楞伽经》等禅宗经义，并能身体力行，提高自己这方面的修养。正因为耶律楚材在身心修养上得利于佛教的禅宗，所以在从政期间，他能犯颜直谏，坚持自己以儒治国的主张，作到“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12]难怪他在《湛然居士文集·示忘忧并序》中写道，“历代兴亡数张纸，千年胜负一盘棋。只因识破人间梦，始信空门一著奇。”表现了他对佛教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堕红尘的赞赏。尽管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有许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但是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精神食粮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却可发挥重要作用。

耶律楚材不但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为妥善治理国家，推行进步的文教政策，加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学者。今存《湛然居士文集》，共收有文约百篇、诗六百六十余首，水平很高，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元代和明清诗文教育的重要教材。王邻在《湛然居士文集·序》中曾这样称赞说：“其言赋者，自与贾马争丽，则言诗者，自以李杜争光焰。逞词藻者，不让苏黄。论歌词者，辄轻吴蔡。”除此之外，耶律楚材还在地理、历法等方面作出了成绩，他曾著有《西游录》，记述了他随军十年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所见所闻，并参加了元初历法的修订。著有《庚午元历》，在科学史上亦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总之，耶律楚材在金元、宋元文教沟通，儒佛思想交融，立学校，兴科举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是我们研究金元、宋元之际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