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学思想

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吴澄提出了相应的认识论观点。和朱熹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认识方法不同，吴澄认为：“知者心之灵而智之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40]他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于内心灵感的作用，是天生智慧的结果。因此，世间虽有“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两说，而说到底只有发自内心的“德性之知”一种。即所谓“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所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41]关于“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提法，始于宋儒张载。在《正蒙》一书中，张载曾把与“物交而知”的“闻见之知”和来自“天德良知”的“德性之知”区别开来。说前者是“小知”，后者才是“大知”。吴澄的观点在表面上看与张载有些不同，而实质则是由张载之说演化而来。他把“小知”归于“大知”，提出了“内外合一之学”的主张，实质上便是要“小知”服从于“大知”，“闻见之知”服从于“德性之知”，表现出浓厚的主观色彩。

在教学内容上，因为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受到赵复不小的影响，所以仍然主张学习儒家的传统经典《四书》和《五经》。他一生著述颇富，但主要是研究儒家经典的所得。吴澄以这些书籍教授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学习的内容，增添了不少学习辅助资料。

在教学过程中，吴澄并不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穷理，而是强调“学必以德性为本”，主张在学习时“先反之吾心”，“就身上实学”。他曾说：“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坠此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自警悟之悟，又拣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五经》也。”他又说：“读《四书》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起程，两月之间可到燕京，则见其宫阙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风沙如何，习俗如何，并皆了然，不待问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挨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42]在这一段论述里，吴澄提出了“实悟”和“实践”两个认识论上的概念，并用简单明了的例子说明了只学书本知识的弊病。“实悟”在此是指读书时必须深入思考，不能只限于了解文字表面的意思，要确实领会书中深刻的道理。“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人类认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吴澄在此虽是用以说明儒家伦理道德学习必须付诸于行动，讲的是道德教育的内容。但所举的例子还是说明了“实践”的确切含义。即要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躬行，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吴澄还注意把“本心之发见”的知，与向外推物应事的“执著”的行结合起来，认为二者无先无后，统一于心，同时兼尽。他说：“能知能行，两诚两进”，“知行兼该”，“知有未遍，行无不笃”。[43]强调了知对行的包容关系，把“行”看作是“知”的一种体现，混淆了“知”与“行”的区别，明代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吴澄的影响。

当然，在教学方法上，吴澄并不象朱熹和陆九渊那样走极端，或是只知死读儒家经典，或是主张“六经皆我注脚”。[44]吴澄认为读书穷理和内求本心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在为学之序上要摆正道德修养和读书学艺、应事接物的前后关系。吴澄曾对学者说：“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45]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亦说“草庐尝谓学必以德性为本”。可见吴澄和以往的儒家学者一样，在所有的教学中，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或是旁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