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排佛，重言佛老之害而攻之

孙复、石介依据他们的儒学思想在排斥佛老方面不遗余力，孙复撰《儒辱》、《无为指》，石介撰《怪说》、《中国论》，其旨都在于攻击佛老，尊崇儒学，使孔孟之道更好地为宋王朝的政治、教育服务。《儒辱》说：

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给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巳，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

他们激烈的排斥佛老是有其经济、政治原因的。据李攸《宋朝事实》卷七的记载，天禧末（1021年），天下僧、尼竟达458854人之多。这些僧、尼、道士等都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这就首先从经济上加重了天下的贫困。再者佛老的伦理观点是与儒教背道而驰的，佛老之学的昌盛必然会危及儒家学说的传播，所以石介感叹说：“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4]

不过不能把他们攻击佛老的行为简单理解为三教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它关系着宋王朝在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上怎样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的大事。所以孙复、石介蹈死不顾，打出了他们所倡导的道统，这就是所谓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以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为四贤，不仅仅因为他们四人在攻击异端捍卫儒家学说方面的作为，而且是因为他们都是思辩水平较高的人物，都是贵义贱利的道德学者。

利用他们有伦理绝对主义倾向的学说便可以较好地为经过调整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作论证，并能最大限度地强化封建主义的道德教化。

根据他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种历世传承的“道”是决定一切的力量。石介说：

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圣人之道无有穷也。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5]这种理气观和道德绝对主义观点后来实质上是宋元理学的根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