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和教育活动

许衡（公元1209年——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元怀庆路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许衡家世为农，父亲许通在金朝末年因避难迁居河南新政，在那里生下了许衡。许衡自幼聪明异常，喜好思考问题，七岁时从师读《四书章句》，便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问答说，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达到作官的目的。许衡又进一步问，难道只此而已吗？许衡的提问使老师非常惊奇，难以回答。每逢教师讲授儒家经义，许衡总是追问书中的精神和深刻的含义，日子一久老师便自愧不能教导他了。当老师辞职的时候曾对许衡的父母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其后，随着许衡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一连换了三个老师都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探究学问的要求。金、元交战之后，许衡生活很不安定，常常在逃难的人群中生活，更没有资财买书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许衡还是坚持学习。一次他看见别人家中有《书经疏义》一书，便上门请求借宿数夜，将书全部抄了一遍。在他避乱逃入徂徕山时，也是用边抄边读的方法学完了《易王辅嗣书》。许衡学习儒家经典，不仅能究其文义，更注重身体力行。据《元史·许衡传》记载：“时兵乱中，衡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尝暑中过河阳，甚渴，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乱世，此无主。’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由于许衡能刻苦研读儒经并能这样用“慎独”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很快被人们视为有高尚道德的人。

战乱后，许衡回到家乡，并通过游学的方式结识了元朝的著名人物姚枢和大学问家窦默。据《元史·窦默传》记载，当时窦默虽为经学大师，但对年轻的许衡是很器重的。他常常与许衡、姚枢终日相互探讨研究经史百家之说，以至常常废寝忘食。姚枢这时是在苏门（今河南辉县北）兴办学校，宣讲儒家经典，因得知许衡能苦学经史，身体力行，所以特来拜访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姚枢处，许衡首次读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书籍，抄录了《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或问》等书，在思想上得到了不小的收益。许衡曾对姚枢的门弟子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深感在窦默和姚枢处得到了治学本领，并“尽室依枢以居”，[13]充分利用姚枢处图书典籍的方便条件。据《元朝名臣事略·考岁略》记载：许衡当时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自得伊洛之学，冰释顺理，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充分体现了他真正学有所得的高兴心情。从此之后，许衡在窦默和姚枢的帮助和启发下，研读了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等方面的书籍，打下了坚实而广博的知识基础，并“慨然以道为己任”。他常对人们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任之也”。[14]

公元1254年，忽必烈在关中称王，于京兆封地置宣抚司，以姚枢为劝农使。经姚枢介绍，忽必烈召许衡为京兆提学。当时，正值关中人民连年遭受兵灾之祸，无人主持文教事宜，当人们听说许衡在当地任提学，“莫不喜幸来学”。自此，“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即即帝位于开平，召许衡北上。先授许衡为太子太保。许衡坚辞不就。次年，改授国子祭酒，许衡才欣然从命。但由于当时国学未立，祭酒只是空名，所以不久许衡便辞职还乡。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因朝中文臣都称誉许衡的才学，便再次下诏请许衡到京师，辅佐右丞相安童。次年，忽必烈在上都访问政事，许衡上《时务五事》疏，对忽必烈提出了行汉法，修德行、用贤才、爱百姓、顺天道等一系列建议，深受忽必烈的褒奖。在这一上疏中，许衡先以孔孟之道为主旨，强调了入主中土必行汉法的历史规律。他列举后魏、辽、金的史实，说明了“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道理。其次，许衡认为：“中书之务不胜其烦，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为君子熟为小人，而复患得患失，莫敢进退，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突出强调了知人、用人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许衡以尧舜作比喻，对元朝统治者指出了为君之道和贤者的标准。他说：“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也。”作为君主，不仅要自己慎言、践言，履行为国为民的职责，还要注意远奸佞、近贤才，真正明确“天之树君本为下民”的道理。作为贤才，则要“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正确地任用人才，对于君主来说是一件难事，但是欲治天下，就必须遵守古训“任贤勿二，去邪勿疑。”许衡还指出，明君应“能知天道而顺承之”。至于如何知天道，这就要靠兴学办教育了。他说：“（应该）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许衡强调了国家安定，百姓各守其业的重要性。根据许衡的建议和一些大臣的主张，忽必烈在至元年间大兴文教事业，促进了元初教育制度和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以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许衡得知这一任命后高兴地说，这才是我所要作的工作。他认为蒙古族子弟朴实不浮，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根据他的这一教育思想，许衡“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善端、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子弟皆幼稚，“（许）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驰”，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小先生、分斋教学和因材施教等方法，使教学进行得比较灵活。“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许衡因“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恳请辞职。许衡走后，王恂继任祭酒之职，经刘秉忠等人奏请，朝廷以许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人为助教，继续遵行许衡所定的成法。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朝廷因制定新历再召许衡，命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许衡、王恂的帮助下，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完成了《授时历》的研究，许衡也就此告病还乡。次年，许衡病故于家。当听到许衡逝世的消息时，怀州的百姓不分长幼贵贱，都流下了眼泪，赶奔许衡的住所去祭奠。他的学生看到讣告后也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赶来，在许衡的墓前聚哭哀悼，以纪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元朝政府为了表彰许衡对文教事业的贡献，赠其谥号曰“文正”。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又诏以许衡与宋代的九位著名理学家一起“从祀孔子庙廷”。在延祐初年还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15]

许衡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几进几出，虽有从政之志，能“犯颜直谏、刚毅不屈，”[16]如唐魏征，但始终没有受到重用。其主要业绩是奠定了元初国子学的基础，在赵复之后传播和阐扬了程朱理学，使朱子之学得以在学校中和社会上普及，终至定于一尊，被视为朱熹道统在元朝的继承者。其所著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后人收入《许文正公遗书》或《许鲁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