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教举贤必赏罚相胥而行

古之圣贤，其于化民成俗、选贤与能二事，视其贤愚升沉，举切吾身，故其为法甚备。其教人也，不特上贤以崇德，而必欲简不肖以绌恶。其举人也，不特进贤受上赏，而必欲蔽贤蒙显戮。盖赏罚相胥而行，则始不视为具文。后世非不立学校也，而未闻有不师教之罚。盖姑选其能者，而无能之人则听其自为不肖而已。非不兴选举也，而未闻有蔽贤之戮。盖姑进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则听其自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备，其选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虽然，惟其教训之法不备，所以选举之涂不精。士生斯世，盖自为材，而未尝有所赖。于上之人，则所谓“焉知贤才而举之，”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贤之罚，亦无所施矣。

齐桓公内政之法，与汉高皇、孝武二诏，俱为举贤设也。观其辞，旨皆以为人才之遗佚，咎在公卿之蔽贤，至立法以论其罪。后来之法，严缪举之罚，而限其涂辙者有之矣，未有严不举之罚，而责以荐扬者也。盖古之称贤能者，皆不求闻达之士，而后世之干荐举者，皆巧于奔竞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国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