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分斋教学”的教学制度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和精华，也是胡瑗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最富有创新意义的内容。

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和选拔人材均以经书词赋为主要内容，各级各类学校都以传授儒经、教习诗赋为主要任务，所授经书专重训诂注解，所授诗赋唯尚浮华声律文词，既不能了解圣贤之遗意，又缺乏道艺、德行之实，更不能有治国理政的真实本领和才能。胡瑗针对这种情况，在“明体达用”的思想指导下，创立了分斋教学的教学制度。在他主管的学校中，分“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5]经义斋的学生要学习六经经义，通晓儒家经典，有较高的学术、道德修养，可充任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朝廷的政、法、刑、教等各方面出谋划策。基本上是培养一批文职官员。治事斋中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四库备要》本注），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因，算历以明数是也”。[6]就是说，治事斋的学生，每人可以选学一个主科，还要兼学一个或几个副科，培养各职能机构和部门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人材。《程氏遗书》称：胡瑗“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

胡瑗的分斋教学和在治事斋中设主、副科的教学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创新，他把民、兵、农、算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正规学校之中，与经义斋处于同等的地位，改变了以儒经为主的单一的教学制度。唐代以来，虽设有武、律、医、算、书等专门学校，但其地位较同级官学要低下得多。胡瑗使之变为一学两斋的制度，保证了经义与治事的同等地位。特别是主副科制度，使学生更便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如黄宗羲所说：“盖就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材，最为的当。”[7]这种新型的教学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颜元在明末清初为漳南书院拟定的“教育计划”，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等六斋，直接借鉴了胡瑗分斋教学的思想和经验。

分斋教学和主副科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也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种制度是文、理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科目制度的先声。最先创立并实施分科教学和必修、选修制度的是在中国的北宋时期，早于世界各国四百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的分斋教学，经义、治事并重，实际上突出了治事诸科的地位，为自然科学和专门技能的教育开辟较广阔的途径。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明清之后由于封建制度逐步走下坡路，统治者的注意力更集中在控制思想维护统治地位，致使这种先进的合理的教学制度长期被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