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和教育活动
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因为他世居安定（今陕西安定县），后人多称他“安定先生”。他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卒于宋仁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
胡瑗的父亲胡讷，曾任宁海节度推官的卑职，家境清寒。胡瑗幼年并没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理想的学习环境，但他能刻苦自学，七岁时就能写文章，十三岁时已读完《诗》、《书》、《礼》、《易》、《春秋》等主要儒家经典，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成为乡里极引人瞩目的才子。时人异其才智，曾对其父褒奖道：“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1]
胡瑗青年时期，为了避免世事、家事的干扰，专心治学，邀同好友孙明复、石守道（介）赴泰东隐居读书，深入钻研儒家经典和百家之学。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昼夜勤学苦读，相互勉励，共同研讨，度过了整整十个寒暑。胡瑗更是专心致志，每逢接到家书，只要看到封面上有“平安”二字，即不再拆阅细读，以恐扰乱自己的注意力。十年苦读，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提高了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泰山归来，胡瑗即回到家乡，在苏州地区创办私学，以授徒讲学为业，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胡瑗为人清高、正直，学识渊博、笃实，热爱教育工作，经过数年的教育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成为苏州地区远近闻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并得到当时重视教育、奖掖人材的苏州知事范仲淹的敬佩和尊重。
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奏请朝廷批准，建立苏州郡学，即聘请胡瑗为苏州郡学教授，并把自己两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送往郡学读书，拜胡瑗为师。远近学子慕名来学者甚多。胡瑗为苏州郡学拟定了严密的学规，以丰富的内容、新颖的方法教授学生，使苏州郡学成为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
胡瑗本人不但精通经学，博通百家，而且谙于音律，通晓古乐，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朝廷更定雅乐。范仲淹推荐胡瑗进朝中参加定乐，并以平民布衣身份受到宋仁宗的接见，回答了皇帝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开封，胡瑗和阮逸合作研究钟律，制成钟罄等古代乐器，受到朝廷的嘉奖，拜官秘书省校书郎，不久，范仲淹移官经略陕西，胡瑗也随他至延安府任丹州推官，后又曾调任密州、观州推官。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胡瑗因父病逝，辞官南归，继续在苏州郡学任教，直至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胡瑗五十岁时，湖州知事滕宗谅奏请朝廷批准，建立湖州州学，亦聘请胡瑗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任州学教授，又一次为胡瑗提供了从事教育活动的基地。
胡瑗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办学任教长达二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他的主持下，对苏湖二学的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实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形成一套独特的教法，被人们誉为“苏湖教法”。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经范仲淹、宋祁等人努力，北宋王朝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除“诏天下皆立学”，“州郡奉诏立学”之外，兴办和整顿中央学校。由于胡瑗在苏湖教学成绩卓著，名闻遐迩，所以仁宗皇帝下诏，派员到苏湖两州考察胡瑗教法，并决定采用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并于皇佑四年请胡瑗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据《宋史·选举志》载：“时太学之法宽简，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皇佑未召瑗为国子监直讲。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信服，谤议蜂起，瑗强力不倦，卒以有立，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雅乐歌诗，乙夜乃散。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有司请下湖学，取其法以教太学”。
胡瑗在国子监和太学任教七年，主要讲授《五经正义》。据说他讲学时“音韵高朗，旨意明白”，深受学生欢迎和敬佩。原来曾对胡瑗的才干有所怀疑的人，亦纷纷前来听讲，讲后赞叹不已。
胡瑗在教学中，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人格。据说他的学生在外面行走时，社会上的人们不论认识与否，都知道他们是“胡门弟子”。胡瑗在太学任教期间，前来求学的人大增，至使原有的校舍容纳不下，遂将太学之旁的官署改为太学校舍。
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胡瑗升任太子中允，并充天章阁侍讲，继续兼管太学事宜。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正月，胡瑗因病不能参政，便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前往担任杭州节度推官的长子胡志康任所去养病。当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终年六十七岁，葬于湖州乌程的何山之原，并在如皋故乡为他建立了衣冠冢。
胡瑗从办私学，任教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到讲学于太学、国子监，前后近三十年，弟子多达一千七百多人。为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通古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治术人材。据欧阳修《居士集》载：当时“礼部贡举，每岁所得士，以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称语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宋史·胡瑗传》也称“礼部岁所得士，翼之弟子常居四五，自河汾（文中子）以后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焉”。欧阳修撰写的《胡先生墓表》对胡瑗的学术成就及对宋代的影响有极高的评价：“自（仁宗）景佑、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胡瑗弟子刘彝更是盛赞其师的功绩，称：“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他的著名弟子，“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都是闻名朝野之人，“其在外以明体达用之学，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2]这决不是弟子对老师的随意吹捧，而是符合事实的结论。连政见不一致的王安石也盛赞胡瑗的教学精神和功绩：“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警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衣冠大带满天下，奋如百蛰乘春雷。恶人沮服善者起，昔时蹻跖今骞回。先生不试乃能尔，诚令得志如何哉”。[3]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称：“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蔡襄为胡瑗撰写墓志，程颐也曾为胡瑗写过传记，都尊胡瑗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程敏政上疏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建议以胡瑗同周敦颐一起，从祀孔庙。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1年）诏将胡瑗从祖孔庙，称胡瑗为“先儒胡子”。
胡瑗一生著述很多，多已遗失。现存的遗著有其门人记录，整理的《春秋口义》五卷，《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论语说》八卷，《春秋说》九卷，都是他教学讲义的笔记。还有他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三卷。其他专著都已散佚。后人记载胡瑗言行事迹的有宋淳熙年间沈大临编辑的《安定先生世系述》，绍兴年间胡涤（胡瑗曾孙）辑录的《胡先生言行录》，也已失传。现存的《宋史·胡瑗传》、《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安徽通志·松滋县学记》以及清末丁宝书汇辑的《安定言行录》（见于《月河精舍丛钞》）和胡鸣盛著《安定先生年谱》，都可作为研究胡瑗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