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举制度

金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也重视荐贤任能。熙宗完颜亶认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所以主张“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20]。世宗完颜雍也对宰臣说：“今在位不闻荐贤何也？昔狄仁杰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延数百年之永。仁杰虽贤，非娄师德何以自荐乎”。他把举贤荐才看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说“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21]。”科举是“荐举人材”[22]的一个主要途径。

金代举试“皆因辽宋制”[23]，主要是为汉人而设。它开始于太宗完颜晟天会元年（1123），那时因“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所以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五年（1127）鉴于河北、河东初降，官吏多缺，又由于辽、宋制度不同，便按应试者平常所习之业，分南北两处举行，号称“南北选”，北场选词赋进士，擢策150人，经义50人；南场选150人，共350人。天会十一年（1133）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川做策论进士。天眷元年（1138）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德二年（1150）增立殿试制，继将南北选合并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并规定三年贡举一次。凡士子由乡到府，由府到省及殿试，经过四试都中选的，授以官职。至廷试五被黜的，则赐及第，称做“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等有学行而由大臣荐举的，得特命及第，称做“特恩”。

大定二十八年（1188）规定三月为乡试时间，八月为府试时间，翌年正月为会试时闾，三月为廷试时间。科举走向正规化，经常化，亦为了政府官员吐故纳新，防止人才老化。大定二十五年（1185）世宗对宰臣说：“护卫年老出职而授临民，手字尚不能书，何以治民。其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见于外，是强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强授之，百姓其谓我何！”[24]。但这科举制度主要仍为汉人而设。12世纪90年代有个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规定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的许一人，四丁的许二人，六丁以上的止许三人。主要原因是女真人仍然可以不经举试而取得政治特权。

考试内容按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等各个科目分别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先试射。律科，在律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试词赋、经义、策论中式的称进士，试律科，经童中式的称举人。天会八年（1130），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即令作培养对象。熙宗即位时“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后来也有试诗赋或行草的。另外是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适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武举，始于熙宗皇统时，章宗完颜璟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鹿、刺板、问津、孙吴书。

金对进士待遇甚为优厚。所以有“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25]之说；也涌现了一些汉人政诒家和学者，例如杨伯仁皇统九年（1149）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以“久在翰林，文词典丽”，太宗赞叹“今则伯仁而已，其次未见能及者”[26]。赵可，为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进士，官至翰林直学士。他“博学高才”，“一时诏诰；多出其手”[27]。周昂大定（1161-1189）时进士，他“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28]。刘昂大定十九年（1179）进士，其“律赋自成一家”[29]。王庭筠、赵秉文亦大定进士，王精于书法，藏世有《幽竹古槎图》；赵官至礼部尚书，其诗歌多描绘自然景物。承安（1196-1200）进士王若虚亦金代著名文学家，有《滹南遗老集》传世。但也有汉人举试不第，或早年弃举业，努力钻研学问，后来在学术尤其医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如金代名医张元素，三十七岁时应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下第，便转去学医，“自为家法”[30]。纪天锡和李庆嗣早年弃进士业，专心学医，他们的著作如《伤寒论》、《针经》等都成为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31]。

金末应进士试，由军士监检，对怀挟搜查甚严，考生进场前，“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32]。这个制度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侮辱，但也为了防止考场舞弊。而且，要考生经过沐浴更衣方能进考场，比之先前“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是“既为防滥，且不亏礼’[33]。但从根本说，科举制度流弊到了金代已进一步暴露。刘祁的《归潜志》载：“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34]。书中还举了个例子，说是章宗时，状元王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把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其陋蔽可见。”金代入仕的路子最广，出于任子的几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