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历时二十余年而成，书中除详细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宋宁宗的重要政治、经济沿革外，为了抒发内心的痛苦，还对历代王朝盛衰的原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马端临从南宋人口比蒙古人口更多最后仍被元朝所灭这一客观事实出发，首先提出了国家的强弱不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而是由人口质量所决定这一重要观点。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音雨，低劣）情之辈，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到了后代，由于人们“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某肩摩袂接，三孱（音馋，懦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文献通考·户口考序》）马端临把人口的质量仅仅归绪为人们的才智与窳惰，固然是片面的，但他不仅对传统的人口愈多国家愈强的观点进行了公开否定，还明确提出了人口质量有高下之别，紧紧把国家的强弱同人口质量连在一起，是很卓越的。至于他认为古代的人质量高，后代的人质量低，以及文人不能打仗、农民不能从事刀笔等，都是人口质量低的表现，则是错误的。
马端临还很重视赋税轻重对人口统计的影响。他说：“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未，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文献通考·田赋考》）即是说，封建朝廷的征赋较轻时，人口统计就会比较准确，反之，则会不实，不仅如此，他还广泛运用平均每户人口的多少来说明赋税轻重对人口统计的巨大影响。“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人口有奇，……自本朝元丰（宋神宗年号）至绍兴（宋高宗年号）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力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于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于漏口少尔。”（《文献通考·户口考》）在封建社会中，影响人口统计数字不实的原因很多，赋税繁重是最基本的原因，马端临能正确指出这点，是有见地的。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干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