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

汉唐以来经学笺注统治着学术和教育界，埋头名物训诂，崇尚浮华文词，违背了“圣贤之遗意”，更“无补于世用”，不足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表明传统的经学笺注的学风，走向没落。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要求另辟新路。这就是“明体达用”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而胡瑗正是开创这种新学风的先驱者之一。

胡瑗的学生刘彝对其“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做过全面的阐述：“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埀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请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4]充分肯定了胡瑗提倡和贯彻“明体达用”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和重要贡献。

所谓“明体”就是领会圣贤之遗意，理解六经等儒家经典的道理，掌握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常道德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就是实践这些精神、道理和内容，作为修身、治国、应世的指导思想和知识才能。这正是胡瑗的“苏湖教法”所体现和坚持的基本精神。简单说，就是“学以致用”的精神。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称：胡瑗“讲经，每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数千，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也载：“安定胡翼之，皇佑至元和间，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在《附录》中还记载：“先生尝召对，例须就阁门习仪。先生曰：‘吾生平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阁门奏上，人谓山野之人必失仪。及登对，乃大称旨。上谓左右曰：‘胡瑗进退周旋，皆合古礼’。”

“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宋代及后世的学校教育和学术思想有重要影响。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强调“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实质上是胡瑗“明体达用”思想的变态。王安石和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也深受胡瑗“明体达用”思想的影响。不过，相对而言，程朱理学特别强调了“明体”，并把“明体”转化为“穷理”，最后导致强调读书；而王安石以及陈亮、叶适进一步强调了“达用”，发展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颜元等人受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影响，发展为“经世致用”之学。近代也还有体用之争，洋务派张之洞与改良派康、梁等人又一次辩论过体用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