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
周族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在商代，周族仅是商朝统治下的一个小邦。然而，牧野一战，作为东方大国的殷王朝土崩瓦解，殷纣王身死而国亡。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使周人感到应该好好总结殷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因此，为了藩屏周室，遂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于是，周的都城以东，一个个诸侯国建立起来。然而，这种分封决非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政治、战略等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要看他们与周王室的亲近程度，也就是说，必须对受封者的可信性仔细衡量；另一方面，在一些战略要冲，必须集中力量，让值得信赖的受封者去驻守其地，这样方才真正能够起到拱卫周室的作用。
鲁国受封之地可以说是周王室首先考虑的战略重地。这里离王都较远，又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徐戎等部族也没有臣服周朝。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的各部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9]“灭国者五十”[10]都是指的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鲁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11]。要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设立的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基于上述原因，周室便把周人力量最强的一支分封到了鲁国。当时，周公秉政当国，在平定了武庚和管蔡之乱后，他考虑了镇抚异族、怀柔殷民、稳定政局、卫护周室等各种因素，分封了齐、鲁、卫等国作为镇抚各族的前沿据点。齐为太公的封国，位在鲁国东北；卫为康叔的封国，位于鲁国西北。太公不仅为周室姻戚，周初重臣，而且韬略满腹，是有名的功臣谋士；康叔为周公之弟，在文王妃太姒之子中，“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12]。周公将其长子伯禽封在齐、卫之间而偏南，的确也是把鲁国作为周室的东方前哨对待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对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这个方针是与卫国相同的。鲁、卫两国受封时，分别分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两国都肩负着管理殷遗民的重任。不过，两个国家虽“疆理土地以周法”，但同时又都因殷民旧俗。而这正是对周公对待殷遗民总政策的具体贯彻。
由于周公的原因，鲁国受赐丰厚，地位特殊；也因为周公的关系，鲁国得享天子之礼乐。周公无论在武王灭商还是成王年幼时治理天下，都有着卓著的功勋，故特赐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称“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13]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些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纷纷朝鲁，并且至鲁观礼。鲁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始终掌握在周人手中，因此，他们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并且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地影响着鲁国的方方面面。《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则保存了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如齐国请各国帮助对抗戎人侵略，战后答谢相助的各国大夫时，齐人请鲁国按班次代为分派。这些事情的出现，当然是因为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享有崇高地位。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更具体地表现在对周王室政策的贯彻上。周初，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所体现。封伯禽于少昊之墟曲阜时，周公曾有《伯禽之命》一篇，可惜已经亡佚，但鲁国与卫政策相同，故周公对康叔的告诫当也适合于鲁。如周公作《酒诰》，告康叔“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后代的周王也时常记起殷人“率肆于酒，故丧师祀”的教训。从现有史料中还找不到鲁人沉酒误政的例子，直到战国时，鲁国的酒尚以“薄”著名。可能这与周公《酒诰》有一定联系。
以上各点，本书中皆有详论，这里仅就鲁国对待殷遗民的政策作一论述。
就周初的政治形势而言，当时要解决的最大问题还是如何巩固和稳定统治的问题，而这又具体表现在如何对待殷遗民上面。鲁国要管理殷民，又保存了周人礼乐，但鲁国的统治却较他国稳定，这不能不说与鲁国对殷民的政策适宜有关。
鲁人对殷民的政策是周公早已制定下来的。
周人灭商以后，对殷商旧部采取了“怀柔”政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使参加过武庚之叛的殷“顽民”，在被强制迁到成周附近以后，也是让他们“宅尔宅，畋尔田”[14]，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制裁。只是刚刚得天下的“小邦周”要在殷商国家的废墟上进行有效的统治，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总体看来，周族代替殷商以君临天下后，殷遗民[15]的结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被杀。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时，一定有不少抵抗者被杀；同时，一部分被俘者后来也遭到杀戮。《逸周书·世俘》就说：“癸丑，荐俘殷王士百人。”孔晁注曰：“王士，纣之士，所囚俘者。”这些人是商纣王的死党，殷亡以后，周族便以他们作为祭献祖先的祭品。
〈2〉外逃。根据顾颉刚的研究，纣子武庚失败后并没有被杀，《逸周书·作雒》中“殷大震震溃，王子禄父（武庚）北奔”的说法才是正确的。武庚北奔时，带了许多殷人，后来在东北建立了新国。另外，殷民还有一支流亡到了西北重建新国。这两支殷人逃到了周人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外。[16]
〈3〉服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常见有“殷八师”，如《白懋父敦盖》铭文就有“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这就是驻守洛邑的所谓“成周八师”。他们被周人编成了军队，并替周人征伐东方的夷人，可能他们已服从了周的统治。傅斯年则称他们是“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桂一流的汉奸”。[17]又，《明公
》铭文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这里的“明公”是谁，人们的看法不同，但这里所说的伐东国的三族，也很可能是服周的殷民。
〈4〉迁洛。《书序》曰：“成周既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伪孔传》曰：“殷大夫、士心不则德义之经，故徙近王都教诲之。”顾颉刚认为这部分被周公迁到洛邑的殷民，“大多数是社会上一班有力量的分子，这和秦、汉统一后移民实关中具有同样意义”。[18]
〈5〉封宋。周人有“兴灭继绝”的传统，《史记·卫康叔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武庚叛乱被平定后，又“命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史记·宋世家》说微子“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6〉封卫。卫地本为殷墟，攻灭三监后，周乃封康叔于此，所以《作雒篇》谓“俾康叔宇于殷。”《史记·卫世家》也说“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于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这些“殷余民”很可能就是指《左传》中所说的“殷民七族”。
殷遗民除了以上几种情况外，还有封于鲁国的“殷民六族”。
鲁为周王室的东方强藩，“殷民六族”亦非殷遗民的少数，而且又有土著的奄人与之共同居住，那么如何对待殷民，对鲁公族来说便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关于“殷民六族”在鲁国的地位，学术界的认识差异颇大，不少人认为他们是“奴隶”，如郭沫若就说他们属于“种族奴隶”[19]，但事实上却不如此。我们考察的结果证明，鲁国对待“殷民六族”一如周公对待殷民的怀柔与拉拢，殷民六族并没有受到歧视和压抑，他们在鲁国的地位，适足可以代表殷民在西周时期的社会地位。
首先，“殷民六族”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周族灭商前，他们还保存着氏族血统组织，这种组织又被带进了新建立的西周王朝内部。殷人也存在着浓厚的氏族组织残余，周人灭商后，就只好利用这种组织形式进行统治。“殷民六族”“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他们仍以氏族为单位，原来的血缘关系并没被打乱，各个家族显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当然，鲁国毕竟是以伯禽所率领的家族为骨干建立起来的，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对鲁国进行统治。所不同的是，他们对殷民采取的仍是怀柔与拉拢政策。
殷民原来的风俗习惯被允许留了下来。《史记·鲁周公世家》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可以看出，伯禽为了加强对当地的统治，利用自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势，下了不小的气力，企图以殷人的传统习俗严格规范着鲁地人民，即“启以商政”。
以前，人们对伯禽“变俗革礼”的理解有一定偏差，认为鲁国要彻底改变殷民的风尚，代之以周人的传统习俗。有人甚至怀疑《史记》的记载，说这是“后代臆造的预见，实际都是近于小说家的演义”，“报政故事‘丧三年然后除之’的话便是无稽之谈”。[20]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伯禽对商奄之民和殷人礼俗当然会有一定变革，但决不是彻底改变他们的礼俗，而是就某些方面进行改变。
三年之丧即本为殷人的旧礼。丧服制度的产生与宗法制度是密切相联的，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实，商代的宗法制度“至迟在殷商的晚期已具雏形，甚至可以说已经成熟了”[21]，殷商时期产生丧服制度是可能的。只是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我们已很难得知那时候丧服制度的具体形态。不过，从文献的零散记载中，我们可以推知殷商时期已有了三年丧制。当然，这种制度未必已臻成熟形态，或者说，它的实行并不一定十分普遍和严格。伯禽在鲁就是企图把殷民的这种礼俗普遍地推广到殷民和奄人中去。
《尚书·无逸》篇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的话，郑玄以为此处是说武丁（即殷高宗）在行三年之丧。后来，清初学者毛奇龄[22]、近人傅斯年[23]、胡适[24]皆主三年之丧为殷制说。然而，自郭沫若以来，却迭有怀疑之者。[25]不过，在我们看来，他们对于“三年之丧”的理解过于偏狭和绝对化了。如郭沫若说，卜辞中记有帝乙在其父死后的第二年四月亲自主持祭礼，“古者祭祀侑神必有酒肉乐舞，王不用说是亲预其事了”，我们以为用此类例子作为反证，似显有些无力。
我们认为，高宗“亮阴，三年不言”，当然不会是三年内不说话，只是三年内“很少说话”，“沉默思政”[26]而已，此处所言也未必与三年丧制有关。但是，殷人行三年之丧，也并不一定三年之内不为政，不与礼乐。如祭礼实为礼之大者，用以追思、祭奠崇敬对象，其中自然包括祭祀刚刚去世的前辈，如此，守丧之人当更应与祭。殷、周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乃国家大事，即使在居丧期间当也不能身处局外。如孔子虽极力宣扬“三年之丧”，但他还认为“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不辟”[27]无可厚非。
伯禽在鲁国“变俗革礼”时，“丧三年然后除之”，这即是在推行殷民的制度，使之在殷民和奄人中间广泛施行。这个“三年之丧”习俗肯定不是周人所有，《孟子·滕文公上》记战国时滕国拟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但是，100年前孔子却曾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对此，傅斯年认为，三年之丧为殷民所有，当时孔子所谓“天下”，指的是殷遗民之国，他们所行乃是殷礼，而滕先君和鲁先君却是周王的后代，是殷遗民的统治者，行的自是周礼，自然不是三年之丧了。[28]这种解释不仅使得文献“彼此相安，面面圆到”，[29]而且也十分科学，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伯禽在鲁国推行三年之丧，显然是遵从了殷民的习俗，并且强制奄民也实行这种制度。
伯禽“变俗革礼”并非改变殷民礼俗，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1977、197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曲阜古鲁城进行调查发掘，证明古鲁城内居住着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对两组墓葬的发掘中，发现周人墓保持着灭商以前的作风，而另外一组墓（可能是殷民六族的成员）与周人墓“作风迥然有别”，随葬器物、腰坑、殉狗等等，“皆与商人墓的作风相似”，而且这种墓葬“从西周初年至少延续到春秋晚期”。这说明他们“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30]这至少证明在葬礼方面，鲁国仍然允许商人旧俗完整地保留着。
从卜辞上看，殷商时有遇旱而焚巫尫之礼，[31]而周代不见有行此礼的记载。但鲁国却有类似的情况出现。鲁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僖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僖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32]卜辞中又有殷人暴巫尫的记载，如“隹
烄，有雨。勿烄
，亡其雨”[33]，“所谓烄
，事与《礼记·檀弓》暴巫尫相类，也是为求雨而祭天。”[34]《礼记·檀弓上》所记是鲁穆公时的情况：“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夫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鲁僖公焚尫与鲁穆公暴巫尫实质是一样的。据《吕氏春秋·尽数篇》注，尫为“突胸仰向疾也”，郑玄注《檀弓》亦云：“尫者面向天，觊天哀而雨之。”焚巫尫与暴巫尫本殷人祈雨时所用之旧礼，而鲁君在遇旱时也欲以此习行事。正因焚、暴巫尫本非周人之礼，故鲁君的行为才有人陈词反对，但这却能说明殷民旧有之习在鲁国有所保留，以致于连鲁君都受到很大影响。
鲁有亳社更证明殷民六族在鲁国地位不低。亳本成汤故都，成汤为殷商开国之君，故后裔保存有他所在都城的社坛，称为毫社。《春秋》哀公四年杜预注曰：“亳社，殷社。诸侯有之，所以戒亡国。”孔疏云：“殷有天下，作都于亳，故知‘亳社’殷社也。盖武王伐纣，以其社班赐诸侯，使各各立之，所以戒王国也。”《公羊》、《谷梁》所说相同。今之人也多信这种解说。我们认为注、疏及《公》、《谷》所说皆有不周之处，唯今人杨伯峻所说至确：鲁国因有殷商遗民而立亳社。[35]孔疏言武王灭纣之后以亳社班赐诸侯，使各各立之纯属臆说。从史料看，诸侯之中，立有亳社者只有鲁、宋两国，宋为殷后，周公令其承守殷祀，故有毫社；鲁之亳社本与周社并立，分别位于鲁宫雉门左右，其间正是治事之朝，“不仅朝廷之所在，亦执政大臣治事之所在也”[36]。所以《左传》闵公二年谓季友为鲁之大臣曰“间于两社”，《说苑·至公篇》记季孙行父戒其子时，也说“吾欲室之侠（夹）于两社之间也”。实际上，亳社并不像有人所说是一座“极其简陋”的建筑，仅仅作为“亡国之社”起告诫国人的作用。据《左传》记，昭公十年七月，鲁伐莒后，“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定公六年，阳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哀公七年秋，鲁伐邾，“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是则鲁之亳社不仅盟誓国人，而且有祭祀活动。同时，这既说明鲁之国人以殷民为主，又可看出殷之社稷在鲁国很受重视。如果殷民六族为“种族奴隶”，鲁人亳社的上述活动就让人难以理解。
当然，鲁国建国，以“尊尊而亲亲”作为治国方针之一，在原来氏族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宗法制，将“尊尊”和“亲亲”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鲁国大权的一直是鲁公同姓大家族，异姓家族当政者极少。这是鲁国统治稳定的要求使然。鲁在东方，殷商势力尚重，还要对付淮夷、徐戎等，在西周克殷之前甚至以后的一个阶段里，周人尚不能与殷商相比，牧野一战，周人能够胜殷，是因为殷商内部各种矛盾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所以，这要求担负镇抚东方使命的鲁国既不能大权旁落，又要对殷人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正是周公作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37]鲁国的殷民虽然没有掌握鲁国政权，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压抑和歧视，如索氏族的成员死后，还可以铜器作为随葬品，“小邦周”战胜“大邑商”后，依靠武力优势，自然要对继续顽抗者进行镇压，而对于放下武器的降服者当然要采取安抚和拉拢，在卫国，卫康侯与
伯送（殷贵族）亲近异常；在成周，由成王后王姜出面赏赐殷旧遗族，对迁洛的一些殷顽民提出“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等等，这些都是周公既定的统治策略，鲁国对于降服了的殷民六族，自然也会采取相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