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穆公改革

二、鲁穆公改革

继战国初年三桓衰弱之后，鲁国在内政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随叔孙、孟孙的相继破灭，季孙氏的独立自保，把持鲁政数百年之久的三桓家族宣告衰落，为鲁国实现君主集权扫平了道路。鲁穆公即位后，便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首先是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休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法。枉于法，将免相。虽嗜鱼，此必不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这证明鲁穆公时世卿世禄制已被废除。“枉于法，将免相”，说明已不是“世禄”；为相即能“长自给鱼”，罢相则“不能自给鱼”，说明公仪休是靠俸禄生活的。这说明鲁官员的任命、俸禄的多少，是操纵在国君手中的。

鲁国的俸禄制自春秋时已有之，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早俸禄制官僚。公仪休为相时，“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11]，表明鲁已比较彻底实行了俸禄制。

其次是政体、官制以及选拔制度的改革。春秋时期，鲁为卿大夫执政、议政的宗法贵族政体。入战国后，随三桓家族的衰落、世卿世禄制的废除，鲁国的政治体制逐步转化为君主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相应地在官吏的设置与选拔上也有所变更。鲁元公时期曾以卫人吴起为“将”，鲁穆公时又任公仪休为“相”。说明鲁国已开始实行将相制。鲁平公时期（前314—前296）曾欲以乐政克为政（即为相），欲使慎滑厘为“将”，说明将相制已在鲁国确立。

将相制与春秋时期卿大夫兼掌兵权与政权的制度是不同的。“官分文武”其实是变相地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国君手中。文武分职以后，大臣权力分散，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便于国君操纵。“将”的设置也意味着国君有了从属于自己的常备军。与春秋时“三分公室”之后，鲁君不能具“射偶”相比，鲁国的军事体制也一定有不小的变化。相对而言，其时私家武装已退居其次，世袭贵族失去了专权横行的武力支柱。

世卿世禄的废除直接影响到官吏的选拔。史载：公仪休“以博士高第为鲁相”[12]，足见鲁又重新建立了一套取士制度。鲁国是最早设置“博士”以养儒生的国家，开战国、秦汉设置博士议员之先例。这些博士一方面是备顾问，另一方面则是储备、培养人材。

鲁穆公改革的第三项措施便是礼贤下士，广招人材。鲁穆公之屈身下士屡为孟子所称述。《孟子·公孙丑下》言：“昔者，鲁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万章》篇又云：“穆公之于子思，亟问，亟馈鼎肉”，“穆公亟见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此外，《墨子·鲁问》载穆公曾向墨子请教国际形势问题；《礼记·檀弓上》载穆公向曾申请教孝丧之礼；《论衡·明雩》载：因鲁大旱，穆公曾亲访县子等。

第四，以公仪休为相，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为相，“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令疾出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使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的命令，在取消了世袭封邑，刚刚实施封建俸禄制的初期，别有一番意义，对维护新建的封建官僚体制有重要作用。“燔其机”而出其家妇，可以理解为放弃官僚控制的手工业者，无疑是对“百工食官”的官营手工业的改革。这些廉政措施的目的则是：要使“农士工女”有所“雠其货”，即鼓励社会分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公仪休还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说苑·政理》载：“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何闭于门哉！’”

穆公时期经济改革的效果如何，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但对于鲁国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会是有促进作用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成语是战国时产生的，足见鲁缟之薄与精曾有名于战国。由此可以推见战国时期鲁国经济发展之一斑。

应该承认：鲁自西周至战国，在实施周礼上是最坚决的，在改革与变法方面也是居列国之前列的。鲁的初税亩、作丘甲都早于各国，鲁穆公时的一系列改革也不后于七雄各国。而且，鲁国的各项改革较之其他各国都来得顺利，没有夭折或反复的现象。但是鲁国并没有因此强大起来，其原因何在呢？

与孟子同时的淳于髡认为：“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13]。其意谓：鲁国的日益衰落是因鲁公任用儒家进行改革之故。

鲁穆公的改革确有不同于列国改革之处。战国时期其他各国如魏、赵、楚、韩、齐、秦等都是以法家为主推行变法的。魏文侯虽曾尊子夏为师，并重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实际上却是以李悝、吴起主持变法；赵烈侯虽以牛畜为师，“以仁义，约以王道”，实际上却是以荀欣、徐越等法家来主持变法的。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或教化上采用儒家思想，在具体的政治、财政等改革中却是以法家政策为指导的。对比而言，鲁穆公却是完全利用儒家政治家来进行改革，可以说是儒家改革的典型。这也许正是鲁国改革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非子曾评价鲁穆公的用人之道云：“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去，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对此，韩非子评论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14]所论并不无道理。较之儒家的所谓“仁政”，或者法家的“法治”更适用。

鲁国日见衰弱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地理环境所致。《吕氏春秋·恃君》载：“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日地削，子孙弥杀。’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15]南宫括主张“事在人为”、贤者胜，意在鼓励穆公改革图存，固无可厚非。辛宽的见解虽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但也并非毫无道理。人为之事毕竟是要受自然与社会环境制约的。在“王道”日衰，“霸道”盛行的春秋战国之世，鲁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小国，“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无异是暴羔羊于虎狼。

战国时期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决定了尚武力的边地国家的兴盛，也决定了内陆的事农国度的衰亡。战国七雄几乎都是由边险之地崛起，郑、宋、卫及周王室则都是败亡于中原。鲁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覆灭的厄运。鲁穆公的改革只是延缓了鲁国灭亡的时间，使得苟活于诸强的夹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