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其人与《孟子》其书
孟子名轲，有的说孟子字子居，又说字子车、子舆，都可能出于后人猜测。东汉末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字则未闻也”，宋王应麟也怀疑这些字皆为后人“附会”[35]。孟子的生卒年月也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终年84岁。
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孟轲，驺人也。”驺即邹（今山东邹城）。邹是周初颛顼之后邾娄国的省称。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曰：“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也，今邹县是也。”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说：“邹，鲁地名。”今之学者也有人称孟子为“鲁国邹人。”另有人认为孟子为鲁国陬邑人，而非邹人，清人周广业作《孟子出处时地考》，就列举了一些否认孟子为邹国人的说法。但邹、陬不能通用，二者并不可混而为一。我们认为，邹在孟子时并不属鲁。邹本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只是由于邹鲁两地相近，加之孟子对儒学的宣扬，邹也与鲁一样成了儒学之乡，故而人们往往“邹鲁”连称，如《庄子·天下篇》说：“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盐铁论·论儒篇》也说：“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这里所说的“邹”显系与鲁并立的国家。
孟子本人虽不是鲁人，但他的先世却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鲁在春秋后期以至战国之初，如孔子所说，由于“陪臣执国命”，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36]战国中期时，孟孙氏确已经衰落下来。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纺织，家境也比较贫寒。
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据《列女传》和《韩诗外传》说，孟子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着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良，就搬了家；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又把家迁到学校旁边居住，使孟子从小就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据说，孟子小时候不爱读书，贪玩好耍。孟母质问他时，他说去找丢失的东西。孟母很生气，就用刀把织机上正织着的布割断，趁机教育孟子说：“要你读书，就是希望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割裂机上的布匹一样。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这便是“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即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的“受业子思之门人”。孔子是孟子最为敬重的人，《孟子·公孙丑上》记有孟子的话：“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离娄下》又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他曾经称赞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37]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孟子的师承关系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门人——孟子。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春秋》，他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确属于子思学派，他与孔子、子思的思想乃一脉相承。孟子与子思思想上的一致，甚至在文字上也有体现，如《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所以，后人称他们为“思孟学派”。
孟子是孔子的崇拜者，他的一生出处进退也大致与孔子相似。经过青年时期的刻苦学习和钻研，孟子后来便开业授徒了。孟子认为，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38]。中年以后，他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终不见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孟子的弟子虽不及孔门弟子数量多，但就《孟子》一书所记，可考者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当时，学士们游说诸侯的风气盛行，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39]，极力宣传他的“仁政”、“王道”思想，企图凭藉诸侯国君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孟子首先到魏国。《史记·魏世家》说：“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时，孟子已经50多岁，他在魏国，劝梁惠王减轻刑罚赋税，施行“仁政”。孟子坚决反对各国尚功利的事实，主张以仁义治国。据考察，孟子先后到过魏、齐、宋、邹、鲁、滕等国，但都“与所如者不合”，[40]虽然他也每每受到各诸侯国君的优遇，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孟子在齐时间最久，曾先后两次到齐。最初，孟子与齐王关系融洽，但孟子的主张终不见纳。《孟子·公孙丑下》记：“孟子将朝王”，王称疾；次日视朝，孟子亦称有病。孟子说对齐王“吾见亦罕矣”，或即见到，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直到第二次到齐之初，孟子在齐一直“无官守”，“无言责”，“进退……绰绰然有余裕”。大概此时他只为稷下大夫之类的闲官。徐子《中论·亡国》说：“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也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孔）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可知孟子及其弟子就是争鸣于稷下的一批儒者。
后来，孟子在齐国的地位有所改变。《孟子·公孙丑上》说：“孟子为卿于齐”，当初，弟子们十分兴奋，公孙丑说：“夫子当路于齐”，齐国可望再度昌盛。又说：“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但淳于髡曾批评孟子说：“夫子在三卿之中”，若在政治上无任何建树就离去，不是仁者的态度。孟子则认为，处在低下之位的贤者会遇到不同的“污君”，他们对待这些“不肖”君主的方法可能不一样，但共同的原则是坚持仁；国不用贤人，就会削弱乃至灭亡；贤人不被用，自己的主张没法推行，就应该离去。从这场争论中也可看出，孟子并没有受到重用。
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孟子本人还是希望得到重用。他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41]又说：“齐国不但有其地，而且亦有其民”，只要在“政事”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42]。他希望“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他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满意，所以，虽然孟子出行时往往“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43]，比起其他稷下先生来说受着优厚礼遇，但他仍然认为“言弗行也，则去之”[44]。齐为大国，他在齐时间较长，除了后来母亲去世，“孟子自齐葬于鲁”[45]外，五、六年内一直没有离开过齐国。他希望齐王施行仁政，成为一个贤明君主，然而当时的齐宣王只是以德高望重的学者对待他。宣王曾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46]就是说想让孟子办个学校，给以万钟（一钟为六石四斗）待遇，作为国民的榜样。宣王根本不想推行孟子的那套不切实际的“王道政治”。最后，孟子不得不离开齐国。
在政治上没有前途的情况下，孟子只好仿效孔子，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并和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47]，直至终老。由此我们可知，《孟子》一书的主要作者是孟子，同时也有诸如万章等孟子弟子参与，《孟子》一书应该成于孟子生前。对此，魏源《孟子年表》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今本《孟子》如《史记》所说有7篇，但东汉的应劭却说有11篇，[48]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遂以为《孟子》11章有真伪之分。除了现存7篇外，“又有‘外书’4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也。”[49]由于赵岐没有作注解，《孟子》“外书”四篇后世人多弃而不读，最终便归于亡佚了。
今存《孟子》有《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等7篇，每篇又分上、下篇，共14篇。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学说，是我们今天研究孟子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