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炀公徙鲁

有关炀公的事迹，古籍记载较少。《史记·鲁周公世家》说他是伯禽之子，考公之弟。继考公而为鲁君，为君六年而死。他的事迹也只有两条：一是“筑茅阙门”，一是“炀公徙鲁”。[15]仅据这些资料，是很难明了其“徙鲁”之事详情的。但是，西周青铜器《沈子簋》却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据郭沫若考证：沈子，名它，是炀公的儿子，因克蔑有功，受封于沈，为鲁之附庸。《沈子簋》的铭文即沈子受封之后，在封邑宗庙昭告炀公的告辞。[16]在告辞中，首先追述了先王先公克殷之事，接着又追述其父炀公“克渊克夷”之功；最后又叙述沈子自己克蔑受封之事。这一资料表明，炀公时，曲阜一带的渊、夷等反抗势力还没有真正归服。在这里，“渊”假为奄，指位于今曲阜之奄国。在炀公“克渊克夷”、今曲阜周围地区彻底稳定以后，炀公又有“徙鲁”之举。

既然伯禽时鲁国已由河南鲁山迁来曲阜，那么“炀公徙鲁”又如何理解呢？对此，清人龚景瀚作三篇《鲁都考》[17]，给了我们以正确的解释。

原来，鲁都本有两城：一为曲阜，一为奄城。鲁公盖迭居之，二者相距不过三、四里，同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书·大叙》所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因以封周公”，是说征服了奄地之后，把鲁国迁到了奄地附近的少昊之墟曲阜，并没有直接占领奄人居地。奄人虽早被征服，但他们实际并不一定心悦诚服，故后来又有炀公“克渊（奄）”之举。既克奄人之后，炀公遂将鲁国迁徙到奄人所居之城。（详看本书附录：“曲阜鲁国故城介绍”）

炀公徙鲁以后，曾“筑茅阙门”。对“茅”字的注释，历来都认为它与“夷”通用，“筑茅阙门”亦即“筑夷阙门”。[18]这说明了正是炀公克渊、夷之后迁徙鲁都，并筑夷阙门以纪念其克夷之功的。

沈子所克之蔑，即《左传》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之蔑，位于今曲阜东南百里左右。炀公徙鲁后，在曲阜附近尚有蔑部落的反抗，需要沈子出兵。这正符合了鲁国自西向东逐步发展的规律；同时也说明在炀公以前，鲁国的统治尚未彻底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