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一及，鲁之常也”

西周时期，从伯禽开始，相继为鲁君者共计12人。其中，鲁君的承传关系几乎全部是继及相间，即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相互交替。考公为伯禽之子，炀公为考公之弟；幽公为炀公之子，魏公为幽公之弟；厉公为魏公之子，献公为厉公之弟；真公为献公之子，武公为真公之弟。继承武公之位的是其子懿公，懿公被其兄子伯御及鲁人攻杀，伯御为君。后来，周宣王杀伯御而立了懿公弟称，是为孝公。

据传，周朝统治稳定以后，周公曾制礼作乐。而周代礼制中，宗法和封建制度乃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按照宗法制度，周天子代代相传，每代天子都由嫡长子继承，始祖以传，成为大宗；其众子被封为诸侯，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应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但是，鲁国作为西周的诸侯国，其早期的君位传承关系却与上述原则有悖。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西周时期鲁国的君位继承是由兄终弟及制向父死子继制的过渡阶段。史料证明，商代及其以前“无嫡庶之制”，“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是未尝有嫡庶之别也。此不独王朝之制，诸侯以下亦然。”[13]当时，周族侧居西岐，为商的附属小国，其继承制度当也同于商族。其遥远的先公先王的继承制只有传闻。古公亶父喜欢其三子季历的儿子姬昌，于是古公亶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便主动外出，将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无弟，便传位于姬昌。同样，当伯邑考被纣王害死后，其次弟姬发便能继承王位，为武王。周公作为武王之弟，自然应是武王的主要辅佐者。

武王、周公毕竟是有谋略的政治家，殷朝之继统法虽不可详考，但“中丁以后，九世之乱，其间当有争立之事”[14]，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为消除兄终弟及制造成的混乱，他们遂积极倡导父死子继制，为稳固统治而努力。但是，这一重要的转变，在诸侯国中又有一个过渡的阶段。鲁国就是这样的典型，虽然也有兄终弟及的情形，但却看不出“无弟然后传子”。西周时期的鲁国公室家族状况史料缺乏，但知炀公之子，除继承君位的幽公宰和魏公㵒外，至少还有沈子它（一作“也”），他曾因克蔑有功，受封于沈。[15]如果按照商朝的继统法，沈子它亦应继为鲁君。这说明了鲁国的继承制度已与殷商不同。

第二，鲁国作为周族分封在东方的诸侯国家，又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鲁国没能坚持周公倡导的父死子继制，严格按宗法制度办事，是由鲁国的内外形势决定的。李亚农指出：“在西周分封诸侯之际，有三十个左右的姬姓诸侯都拥挤在中原的黄土层地区。”[16]这些诸侯国的土地面积显然是很有限的，但他们开拓封疆，迁到东方以后，情况已大不相同。如鲁国，其疆土面积虽无定数，但与初封时相比已成倍增加。而伯禽分得的周族人口却实在是有限的，不过一、二千人而已。[17]伯禽或者炀公带领这支人马到曲阜后，面临的斗争形势是异常复杂的，不仅其所居地乃殷商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区，而且外部众敌环伺，东夷、淮夷、徐戎以及东土的殷人都是他的劲敌。当自己力量强大时，率军占领了这里的土地，力量一旦削弱，或者敌方一旦强大，就会给他们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鲁国当权者也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而年幼的君主实在是无法胜任的，这也正如“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而由周公暂秉周政那样，鲁国遂由弟及兄位来补充子继父位带来的缺陷。鲁国的这种形势直到后来边鄙安定，家族力量扩大，国力增强之后才逐步结束。因而到春秋以后，鲁国也是以父死子继为主了。

需要说明的是，西周时期鲁国的这种继承制度对于后来的鲁国也有影响。例如，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生病时，问叔牙何人可以为嗣，叔牙回答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18]在春秋后期，季平子欲废昭公太子公衍，而立昭公之弟。于是，趁昭公外出时，“季平子祷于炀公”。这是由于炀公乃是以弟继兄位者。昭公弟定公宋即位后，又“立炀宫”[19]。这就是说，炀公庙虽早已废毁，祷时仅于祧中取出炀公神主为祭，这时却又新立炀宫（即炀公庙），以表示兄终弟及，鲁有先例，并非出自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