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成书
《论语》所记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宝贵材料。《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互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此可知，《论语》成于孔子去世后，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经过几度编辑整理而成。不过，由于这里并没指明编纂《论语》者是哪位门人，于是后世的学者们便有了不同的推测。我们认为，既然这些“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互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弟子各有所记”，那么先秦时期定然有若干种不同的《论语》存在。只是由于遭到了秦火之劫，大部分已散佚罢了。汉初广开献书之路，遂有《齐论》和《鲁论》的出现，再加上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19]所得《古论》，便有了三个《论语》的本子，这便是人称的所谓三《论》。
当然，汉代三《论》的出现并非同时，据学者们的考察[20]，《齐论》、《鲁论》可能出现于汉宣帝年间，晚于《古论》出现。就篇数而言，《汉书·艺文志》以为《古论》21篇，其中有两篇《子张》；《齐论》22篇，多了《问王》、《知道》两篇；《鲁论》20篇。据何晏《论语集解叙》说：“《齐论语》22篇，其20篇章句颇多于《鲁论》。”在篇次上，《古论》“不与齐、鲁《论》同”。另外，三者在行文上也互有差别，“《古论语》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21]
但从版本来源上看，《鲁论》与《古论》是同源的，或者可以说《鲁论》不过是《古论》的翻版。它们与《齐论》的差别比较明显。从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古论》和《齐论》的某些内容看，《古论》与今本《论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略少一点，可知《古论》、《鲁论》乃同出一源[22]。马氏所辑《齐论》内容很少，当然也基本上见于今本的《论语》，不过，《齐论》、《古论》两相对照，便可发现二者的差别较大，如《齐论》的《里仁》篇共辑出两条资料[23]，这两条资料皆不见于《古论》，可见它们版本的来源可能有别。
从篇数上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21篇和20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如果不了解《古论》成在《鲁论》之前，容易产生诸如《古论》“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的误解，似乎是《古论》分了《鲁论》的《尧曰》篇。其实，正好相反，而是《鲁论》的《尧曰》篇合并了《古论》的《尧曰》、《子张》两篇。《古论》有两篇《子张》[24]，正表明《古论》的原始与古朴；而《鲁论》的合并，正暴露出其对《古论》的改造和雕琢痕迹。《古论》和《鲁论》的篇数实际是一致的，显然出于一源。《汉志》说《齐论》22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它与《古论》、《鲁论》差异较大，来源显然有一定差别。另外，《古论》、《鲁论》都出现于鲁地，而《齐论》出于齐，亦可为三《论》出于两源的旁证。
《鲁论》与《古论》同源，由《古论》而改造编撰为《鲁论》，鲁人扶卿起了重要作用。王充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论语》）教鲁人扶卿”[25]。孔安国所教乃是《古论》。鲁人扶卿则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传《鲁论》的鲁扶卿。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在汉代，《齐论》、《鲁论》均有名师传授。“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扶卿本学《古论》，却又成了《鲁论》传人，大概是因为西汉时期乃是今文经学的一统天下，汉初并无古文经学，后来，孔壁藏书出，古文经仍限于私家传授，并没立为官学，为投时尚，扶卿遂把参考受于孔安国的《古文》，对《鲁论》略微改动篇章，增益内容，以之传授。
由《汉书·艺文志》看，《鲁论语》的最后传人是张禹，他当为今之《论语》的写定者。不过，在此以前，三《论》之外还可能有《论语》的其它传本。如王充的《论衡·正说》云：“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论，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这里的《河间论》或即三《论》之外的传本[26]。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语》，是汉张禹写定，郑玄校注的：
何晏《论语集解叙》：“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并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
《隋书·经籍志》：“张禹本受《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以《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
《经典释文·叙录》：“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世”；“郑玄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
可以看出，张禹的《张侯论》和郑玄注都是以《鲁论》为本，参照《齐论》、《古论》相互综合而成的。
《论语》之称名为《论语》，应是自孔安国开始的。王充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大概孔安国在给《古论》各篇命名的同时，也给此书确定了《论语》的名字。《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司马迁本人也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27]，其中当然包括《古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指出：“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阙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厥焉。”作为孔安国的学生，司马迁较早在其著作中称名《论语》是合情理的。
至于此书为何称为《论语》，则是因为该书中记录的是孔子解说个人主张及其与弟子或他人的“论难”之语。毛亨在《诗·大雅·公刘》传中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许慎《说文解字》说解“言”字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解“语”字曰“论也”，段注曰：“此即毛郑说也。语者，御也。如毛说：一人辩论是非谓语；如郑说：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
从前述的《论语》流传方式或成书过程看，它经过了多次的整理，这主要是进行增益与混合，这也正是《论语》撰者为谁等问题争议较大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就是今本20篇《论语》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应当核实《论语》材料的真伪。对此，清代学者如崔述、袁枚、赵翼等都下过功夫，其中以崔述下得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大。如他认为《论语》的最后5篇——《季氏》、《微子》、《楚狂》、《子张》、《阳货》问题最多，最为可疑，很可能有“后人之所续入”，另有个别篇中的某些章句与其它文体有异[28]。周予同也认为《论语》的前后10篇文体不一致，尤其是末尾5篇可疑处最多[29]。有的学者专门撰文进行辩证，举出由庄子学派和由《左传》混入到《论语》中的内容[30]。孔子之后，《论语》的成书、流传历经两千多年，其中自然难免掺杂后人的不同传说，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利用《论语》的资料时，应当持一种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