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诛少正卯
孔子为鲁司寇时的主要政绩有三：一是诛少正卯；二是夹谷之会相鲁君；三是堕三都。后世争议最多的要数诛少正卯之事。
定公十年（前500），阳虎之乱刚平，孔子便受命于“危难之秋”，被命为司寇，显然是加强统治、恢复社会秩序的需要。此时，孔子以司寇身份收拾乱局，诛“乱政者少正卯”，本是自然而合理的事情。《荀子》、《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后汉书》，都一口同声，承认确有其事。
至南宋时，朱熹始倡异辞，以为“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足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而遽稽其以为决乎？聊并记之，以俟来者”[9]。至清人如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都矢口否认其事，一口咬定“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10]。
史实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虽然少正卯其人其事史传多有异辞，已难详考，但要说孔子杀少正卯之事为子虚乌有，也难以让入信服。我们相信孔子诛少正卯当实有其事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关于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文献资料记载不尽相同，证明其事传说不一，决不是某一“腐儒”所能闭门独造。
最早记载孔子诛少正卯的是《荀子·宥坐》篇，全文是：“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矣。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权、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论衡·讲瑞篇》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
上述三条资料，在孔子诛少正卯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分歧，但就整个事件的记载则并不完全相同。如《荀子》称少正卯为“鲁之闻人”，而司马迁则称之为“鲁大夫乱政者”，连最具批判精神的王充也对其事未提出怀疑，反倒又提出了“三盈三虚”一事。
如果按照“伪造说”的意见，第一个伪造此事的人自然是《宥坐》篇的作者。事情既属伪造，应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么，生活在《宥坐》篇作者以后的人，在谈及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时，只能根据《宥坐》篇伪造的事实，不可能再有别的资料。但司马迁与王充所记却与《宥坐》篇不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在当时曾广为流传，以致传闻异辞，才出现各种不同的记载。说是法家所伪造，很难让人信服。
（2）《荀子·宥坐》篇所记孔子与少正卯在思想上的对立，决非出自编造，而是事实。身俱“五恶”的少正卯正是孔子一贯坚决反对的“佞人”、“小人”。
《论语·阳货》载：“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同篇又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尽心下》也载：“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①不正是孔子“恶似而非者”的体现吗？
《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由此可见，孔子治国所要采用的一条重要措施便是“放郑声，远佞人”。《盐铁论·刺议》谓：“以邪导人谓之佞”。这不正是“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的少正卯的形象吗？
（3）史书常把少正卯与郑析并例，足见其行径相类。《左传》定公九年（前501）载郑驷颛杀邓析。如果承认确有其事，那么处于同时代的鲁国的少正卯为孔子所诛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吕氏春秋·离谓》载：“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亦应之无穷矣……故辨而不当理则伪，智而不当礼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诛也。”同篇又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
由上述记载与孔子所言少正卯“五恶”相对照，邓析行径确实与少正卯相类，都是专与当政者为敌、“不可不诛”的“小人之杰雄”。
对于“伪造说”，有的学者坚信不移。其理由不外三点：（1）先秦古书如《春秋》、《左传》、《论语》、《孟子》皆不载此事；（2）孔子一贯主张“为政以德”，反对“齐之以刑”；（3）少正卯为鲁大夫，孔子在当时无力杀一著名大夫。对此，试作答复如下：
其一，《春秋》不仅未记孔子杀少正卯，就连孔子的其他行事也无记载。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春秋》乃鲁国之国史，在当时贵族看来，孔子不过是异姓没落贵族之后，其行事自不必载。二是《春秋》乃孔子因鲁史而作，孔子本人不好把自己的行事记入其中。
《论语》不载孔子杀少正卯事更容易理解。因为据后人研究，《论语》一书乃由孔门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在其弟子眼中，孔子是一位圣人，是主张以仁德治天下的。对于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当时便有子贡表示反对，其后的弟子很可能出于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而讳莫如深，不予记载。自称为孔子的“私淑”弟子的孟子不在其书中记载此事，亦应作如是观。而属儒家观点的《左传》作者也不例外，《左传》不予记载也同样不足为怪。
其二，用孔子一贯主张“为政以德”，反对“齐之以刑”为理由，否认孔子杀少正卯一事，也难免迂腐。
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辨诛少正卯之说”言：“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此可谓偏执之辞。任何统治者都善于运用软、硬两手来制服政敌，镇压人民。孔子时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为制止邪说异端，暂时放弃道德说教而采用武力镇压，也是十分自然之事。
事实上，孔子为达到其“君君臣臣”的政治理想，不但主张施政要以“宽”，同时也主张“猛”。因此，孔子“不贵杀”，但也不放弃“杀”。《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郑）大叔为政，……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孔子闻后连呼“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谒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
孔子受命于阳虎叛乱初定之时，家臣势力正炽，似不是应行“宽”政之时。孔子官居司寇之职，其职责就是要镇压盗贼及反政府的人，行“猛”政也是在所难免。而且孔子不也曾说过吗，“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11]。纵孔子为“大圣”，行政不过“七日”或“三月”，不能“胜残去杀”也是必然的。
《谷梁传》载：夹谷之会后，“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此事虽难免夸张，但却与其司寇的身份与口吻甚合。《论语·宪问》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桓弑其君，请讨之’”。为维护君臣之礼，孔子不惜伐人之国。那么为维护政局，杀一“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小人”（如少正卯之徒），也是可以理解的。
《韩诗外传》卷七载：“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这话虽是后人追述，但却很符合孔子思想。孔子一生最尊崇周公，对周公的“应时”之变也领悟最深，因而才被孟子尊为“圣之时者”。孔子效周公“诛赏制断无所顾问”，诛鲁之乱政者少正卯而不顾门人“皆惑”，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只知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而不知其尚有“能武”的一面，“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
其三，说孔子在当时无权杀一乱政大夫少正卯，似乎也过于武断。
首先，对少正卯其人，《荀子》只说他是“鲁之闻人”，王充也只是说他从事教学活动，都不曾说他身居何职。少正卯很可能只是一位在野的议政之士。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2]，以鲁司寇之职权，杀一造谣惑众之人可谓易如反掌。
其次，退一步讲，即使确如《史记》所言，少正卯为“鲁大夫乱政者”。孔子虽曾自谦为“从大夫之后”，其实已是卿[13]。《国语·鲁语上》载：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足见鲁司寇之职已是卿位。甚至有人认为孔子其时已为“上卿”，“在小小的鲁国，在贵族统治集团中，除有名无实的鲁定公和掌握实权的季桓子而下，这时的孔子已跃居第三号人物了。”[14]因此，孔子诛少正卯已不是简单的“以一大夫而杀一大夫”，无宁说是一执政之卿诛杀一下大夫。
最后，崔述认为“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15]此言未免过于天真。春秋240余年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被诛杀的卿大夫更是不可胜数。以鲁为例，季友逼叔牙饮毒自杀，迫庆父悬梁自尽；襄仲杀太子，诛及叔彭生；季文子处死鲁成公弟公子偃；阳虎以一家臣而处死公何藐，并能囚禁季桓子。其余不见于经传的当更多。葵丘之盟之所以要加上“无专杀大夫”的条文，正反映了诸侯擅杀大夫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孔子以卿的身份参与国政，以司寇的权力诛杀一少正卯，非但合理而且合时。
总上所述，少正卯其人其事虽史有缺文，但其为孔子诛杀当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