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豳风》

《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鲁风”，而鲁却是周代的一个重要封国，而且有自己明显的文化特色。因此，后人便有了各种猜测，如顾炎武认为《鲁颂》本为“鲁风”，他说：“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帅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比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83]顾氏此说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与顾炎武同时期的理学家张履祥则认为，《国风》中的《豳风》就好像是“鲁风”，在《〈豳风〉说》中，他说：“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故鲁虽弱，有先王之遗风。他日，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也？’盖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84]他第一个提出了《豳风》为“鲁风”的看法。

张履祥的观点是正确的。此后，徐中舒作了与张氏《〈豳风〉说》题目相同的文章[85]，论证《豳风》应为鲁诗。后又与人合撰《论〈豳风〉应为鲁诗》一文，[86]指出：根据《豳风》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便可以看出它为春秋时期鲁国的诗歌，诗中所说蚕桑的繁荣以及稻谷种植的情况，都与古代鲁国所在地区桑蚕纺织业发达、有水稻种植相应，而西周时期的豳地却不具备这些条件。诗中所描述的严格的男女界限以及夏、商、周历法并用的情况，也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风乃是音乐的调子，豳风就是豳地方的调子，到春秋时期，这个调子被鲁国所沿用，仍然称之为豳风。《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国太庙用豳乐，有土鼓，苇桴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为之歌《豳风》，谓“其周公之东乎”是说周公、伯禽把周乐带到东方的。这些记载，都是豳风东传，成为鲁诗的有力明证。《吕氏春秋·音初篇》在论述东西南北各音调之始创时，以《破斧》为东音，《侯人》为南音，《燕燕》为北音，秦音为西音。今之《诗经》中，《破斧》即在《豳风》，《侯人》在《曹风》，《燕燕》属《邶风》。曹在成周东南，与二《南》之地相近，所以《吕氏春秋·音初篇》在说《侯人》“实始作为南音”后接着说：“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邶即当北，《邶风》多出于成周东北的河北易县之地，而秦与豳皆在成周之西的雍州，却一以为东音，一以为西音。对此，徐中舒所言极是：“此必《吕》所据其时西方之豳乐已为秦音所掩，故以《秦风》为西音；而在鲁者则以年代之推移，又不免与东土旧乐相混，积久遂成为鲁地固有之乐，因而称为东音。”今人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亦注“东音”为“东方国风之音”。[87]此乃《豳风》为鲁诗的一个佳证。

在徐中舒之前，傅斯年也提出过《豳风》出于鲁国的看法。他认为，《尚书》中的《金縢》出于鲁，《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而《鸱鸮》之诗恰在《诗·豳风》中。《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产生之地应该一致；又，周公之名在《诗》三百篇中只出现于《豳风》中，吴公子季札又称《豳风》“其周公之东乎”，《豳风》中“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之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相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有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再就是《吕氏春秋》以《破斧》之歌为东音，都说明了《豳风》“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88]此之所谓“新豳”即指鲁国。他的这些分析显然都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