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鲁国诸制度
直接记载西周时期鲁国社会的资料较少，对于西周时期鲁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我们只能参照有关记载大略言之。
（1）官制。
周武王灭商后的大分封与宗法制相结合，把诸侯与周天子紧密地纽结在一起，周王室达到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40]的目的。周初的大分封，不仅是为了“追思先圣王”[41]，对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人有所封赏，而更主要的则是周王的同姓和功臣之封。伯禽作为周王近亲，他在受封时被赐之以“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42]。祝，为主祭祀用币及读辞者；宗，为掌都祭祀之礼者；卜，为卜筮之长；史，记史事并掌典籍、星历。备物即服物，这不仅指生与死所佩之物，且指所用之礼仪；典策，谓典籍简册。官司，即百官；彝器，即宗庙祭祀之器。[43]不仅如此，还“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子繁弱”等等，这都是为了“昭周公之明德”。[44]从这里也可知道，鲁国的职官应为天子所定。所以，鲁国在自己封国内，大概基本上按照周王朝的职官机构，设官分职，统治国家。《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
在周王室官制中，“太宰”为卿士之首，即王室宰，亦为王之“相”，其地位颇高，直到春秋前期，此职尚颇重要。但到后来，除早期的东周王室，晚期的吴国还有一定地位外，在其它国家太宰都已不是要职。鲁国是否设有太宰一官，过去尚有争论。《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孔颖达《正义》曰：“周礼：天子六卿，天官为太宰，诸侯则并六为三而兼职焉。昭公四年传称：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则鲁之三卿，无太宰也。羽父名见于经，已是卿矣，而复求太宰，盖欲令鲁特置此官，以荣己耳。以后更无太宰，知鲁竟不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鲁本无太宰之官，此云将以求太宰者，谓欲以杀桓公，将以求执政之卿。”二家均谓鲁不曾置太宰一官。但《鲁太宰
父
》明言有“太宰
父”，知鲁曾设有此官。二家仅就春秋时情况言之，不能肯定此前亦未置此官。杨伯峻又谓：“太宰之名见于诸经传记者，以诸侯国言之，其义有二：一为一般官职名；一为冢宰、执政、卿相之义。”而鲁之太宰，从羽父请杀桓公求此职一事来看，应为后一义。
周王室之官中又有“宗伯”一职，为掌礼仪之官，这也是王朝的重要职官。从现有材料看，在春秋时期，只有鲁国设“宗伯”，如《国语·鲁语上》“我为宗伯”，《左传》文公二年“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宗伯”一职负责祭祀时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它国家只设宗人，为国君掌管祭祀，并向神灵祷告，所以有“祝宗”之称，地位不是很高。鲁国的宗伯有时也省作“宗”或称为“宗人”，但有“宗伯”之名的毕竟只有鲁国。鲁国初封时，周室特别赐以“备物”、“典策”、“彝器”等等。对其祭祀之礼等等格外重视，鲁国在西周时期大概已有“宗伯”一职。
鲁国又有大司徒。《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鲁大司徒之职于鲁金文中两见：一为鲁大司徒元器；一为鲁大司徒子仲白匝。周金铭文中又记有冢司徒一职。郭沫若云：“冢司徒者，大司徒。周官太宰亦称冢宰。郑玄谓：‘进退异名，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列职于王则称大。冢，大之上也，山顶曰冢。’今大司徒亦言冢司徒，则冢之称不限于冢宰矣。”[45]是知大司徒应为天子之官职。而鲁置大司徒，则因周公有功于周，特设此职以崇鲁国。
《尚书·立政》列有“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等官职，曾运乾认为：“此侯国之官制也。”1977年曲阜故鲁城普查时，出土于今城北门外望父台48号周人墓葬的鲁司徒仲齐各铜器[46]，说明西周中期鲁国有司徒之官。收于《山东金文集存》的“鲁司徒伯吴
”也证实了这一点。可见，鲁国除有“太宰”、“大司徒”等职外，亦有司徒、司马、司空诸官职。司徒在金文中或作司土，为管理土地之官。《
》“
命汝作司土，官司藉田”可为证明。司马为治军之官，因为当时以车战为主，兵车用马拉，故以“马”名官。司空有时称“司工”，掌管工程建筑等等。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司，或称三卿，以掌管全国的军政要务。
在宗法制度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47]，诸侯王之下，又有卿、大夫、士等等，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这就是《孟子·万章》所说的：“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西周时期鲁国的官制已较完善，由于史料缺乏和研究的不足，目前尚不能知其系统。但可以肯定，西周时期的鲁国认真执行着宗法制度，重视血缘关系，其选官原则当也始终基本没有脱离“亲亲上恩”[48]的国策。
（2）国野制。
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国都以及后来诸侯国的国都都称为“国”。《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今曲阜的鲁国故城就大体与此相合。据《太平寰宇记》，曲阜故鲁城有12门，考古勘探就发现了11座城门。除城内中部国君居住的宫城、手工业作坊、居民点外，宫城的前面有主干大道通向南门，门外三里有祭坛。宫城、南门、祭坛构成了鲁城的一条中轴线。在宫室的东侧有宗庙，西侧有社稷坛，后面有大规模的市肆。当然，这个规模是长时间的修建才具备的。
国都之外又有所谓“乡”、“遂”之别。《尚书·费誓》：“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斡。”“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此“郊”与“遂”即“乡”与“遂”。据童书业分析：战国时人所为《周官》以天子之畿分为“国”与“野”两大区域，“郊”即为其分界线，“郊”以内为“国中及四郊”，“郊”以外为“野”，“郊”即“乡”，“野”即“遂”也。在“国”城以外及“郊”以内分设为“乡”，合“郊”、“乡”及都城可以总称为“国”。“郊”以外之“野”分设为“遂”，而直属“国”之大城及卿大夫之采邑称为“都鄙”，就“野”之广义言，实包“遂”及“都鄙”在内。[49]
国中居住的人民称为“国人”。广义地讲，“国人”应包括居住在城中的士、工、商及近郊的农民，就像广义的“国”亦包括近郊一样。《左传》定公七年载：“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是鲁国国都中不仅有周族人居住，而且也有殷人。春秋时期的这种情形，在西周时也是一样。1977年的古鲁城勘探中，发现了两组习俗迥然有别的墓葬，其中，一为周人墓，另一组则是当地民族的原来居民墓葬。
至于鲁国郊外的居民，则都是殷人。《尚书·费誓》中两次特别提到三郊三遂的鲁人。他们也是随伯禽参战的殷人。《尔雅·释地》曰：“邑外谓之郊。”郑注《王制》云：“郊，乡界之外者也。”“远郊之外曰遂。”《周礼·夏官·大司马》云：“凡制军，大国三军。”鲁为大国，宜为三军。孔颖达疏：“天子六军出自六乡，大国三军出自三乡，其余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军之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乡，乡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诸侯邦国。若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总征境内之兵。当时淮夷、徐戎并起兴反，其势甚急，于是悉起乡、遂之兵应之。”可见，当时参战的郊、遂之兵很多，他们即为服从于鲁的殷人。
（3）田制。
《国语·鲁语下》：“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在这里，孔子概括了西周时期人民向国家负担的三项内容，即藉田以力，赋里以入和任力以夫。藉田时应砥其远迩；征赋时要量其有无；征徭役时则应议其老幼。在田赋方面，对鳏、寡、孤、疾要给以照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而对于非鳏、寡、孤、疾之户，每年每井也不超过稷禾、秉刍、缶米的规定。
在此，对于所谓“田一井”应当讨论一下。孔子既已明确指出，藉田以力，赋里以入，任力以夫，乃三项不同的赋役征收，而稷禾、秉刍、缶米，乃是所征军赋的数字，而军赋又是按里征收的，怎么又牵涉到“田一井”呢？这里的“田一井”或即为“里一井”之误。在西周时代，除了田中有井，供灌溉之用外，里中也当有井，供居民饮水之用。孟子曾说：“在国曰市井之臣。”[50]“市井”一词当即与此有关。《史记·刺客列传》：“聂政，轵深井里人也。”“轵”为县名，“深井”乃里名，以“深井”名里，证明了里中是有水井的。所谓“里一井”者，即里中共用一井之人也。
许多学者在论述古代田制时，往往将上述“田一井”指为古代井田，其实是不对的。孟子曾经描绘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51]孟子的井田说在古代虽然找到一点影子，但很明显地被他“润泽”[52]和理想化了。孟子时代，土地已开始兼并，随之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53]于是，孟子编造出这种田制，企图托古改制。在叙述时渗进了许多个人的理想成份。
在甲骨文中，“田”字有多种写法，但都是由多少或大小不同的方块组成，这无疑是依据土地之形创造出来的。金文中记有不少以田为单位的材料，郭沫若曾说，这种以田为单位的土地，“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54]孟子以前有关井田的金文资料，都说明井田就是水浇地。如《伊簋》：“
司康宫王臣妾百工。”《师说簋》：“命汝
司走马。”其中，“
”字从丘从井从丮会意。丘乃丘陵地，而井字只能解为水浇地。丘与井为相对名词，丘为丘陵地，即不好的土地，与其相对的自属水浇地无疑。
文献资料也是如此。《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就是在衍沃的土地上实行凿井溉田。《国语·齐语》：“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惑。”《管子·小匡》：“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其中的井田都是指好地，即水浇地，全句是说好地坏地平均分配。《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里的“庐井有伍”是说庐与井在田中排列有序。
孟子所言井田制既然是托古，那就自然含有古代田制的某些内容。如古代方块田以及田中有井，数家人使用一井灌溉土地等。孟子所说的共耕公田的说法也有一定根据。在西周时，确实存在过藉田制，藉田即公田。《谷梁传》所谓“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就是指的这种田制。
我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藉田制起初即来源于农村公社的公耕地。周族氏族制度瓦解后，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大，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当产生了这种农村公社组织。在农村公社公耕地的基础上，到西周时期又逐渐演变为借民力以耕公田的藉田制。如“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55]，“宣王不藉千亩”[56]，“王大藉农于淇田”[57]等等。西周时的藉田制有如下特点：
第一，天子、公卿与庶民一起参加劳动，这无疑是共耕制的遗风，虽然天子或公卿仅仅略表形式而已。
第二，藉田所收入，完全归统治者所有。庶民参加藉田上的劳动是一种无偿劳动。
西周时期的税制也是建立在藉田制基础上的，或者说，这种“藉田以力”的方式就是西周时期的税收方式。《左传》宣公十五年载：“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杜注：“周法：民耕百亩，公田十亩，借民力而治之，税不过此也。”
鲁国乃是周分封的重要同姓诸侯国，其田制大概亦如上述。从《国语·鲁语下》孔子对冉有所说的“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的话来看，藉田之法为周公所制，伯禽及以后的鲁君也当竭力推行。鲁的赋税制在春秋时期的“初税亩”以前当也与上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