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丘甲
《春秋》成公元年载：“作丘甲”。《左传》释云“为齐难故，作丘甲。”在这里左氏不涉及作丘甲的内容，只对作丘甲的原因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看法，即是为防御齐国的进攻。对此，杜预注中补充说：“前年，鲁乞师于楚，欲以伐齐，楚师不出。故惧而作丘甲”。足见作丘甲是为了扩充军备。
那么“作丘甲”的内容是什么呢？《公羊传》云：“作丘甲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使丘干什么呢？没有说明白。《谷梁传》云：“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这里的“甲”是指什么呢？
何休注《公羊传》谓“甲，铠也。讥使丘民作铠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士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鬻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财用足”。范宁注《谷梁传》基本上也是沿用了这一说法。其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首先，铠甲是军事装备，必须专业人材来制造，令原从农的丘民制造甲胄无疑是在开玩笑。其次，《谷梁传》的“甲”应作甲士解。其意明显是把“国”与“丘”对言。以为古之甲士乃国人之事，丘民为甲士是“非正”。国人与野人（丘民）是有区别的，四民之中只有“士”才可以充任甲士，其余没有资格为之，即“甲非人人所能为也。”
对“丘”的含义前人也多有误解。杜预注云：“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意味此“丘”乃十六井之丘。鲁作丘甲是使过去一甸所出的军赋改为丘出，赋率加重了4倍。胡宁《春秋通旨》则认为：“成公以前，甸赋车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为一甲，是四邱共出三甲尔。今作邱甲，即一邱出一甲。其于赋曾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号知兵，注此亦误。”[8]胡氏则认为是增赋三分之一。
二者释“丘”都是以《周礼》及《司马法》为据的，所言当为战国以后制，是否符合春秋时的实际，大可怀疑。《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此为“丘”字本意。查先秦文献，“丘”字多用其本意。如“緜蛮黄鸟，止于丘隅”（《诗·小雅·緜蛮》）；“降丘宅土”（《尚书·禹贡》）；“丘山积卑为高，江河合小为大”（《庄子·则阳》）；“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荀子·劝学》）等，都是用其本意，绝无十六井为丘之类的作为地域单位来解的。《辞源》1980年版于“丘井”条下注：“丘、井都是分田地区域的单位”，下举《管子·小匡》“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一句为证，其实是误解。《国语·齐语》此句作“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惑”。以“阜”释“丘”，表明此“丘”也是用其本意。《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季孙氏在用田赋之前，使冉求访孔子。孔子答话中有“如是则以丘亦足矣”一句，杜注：“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认为此“丘”当是“四邑为丘”之“丘”。钱穆先生在《燕京学报》十一期“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中已予以辨正。指出此丘是孔子自称，“以丘亦足矣”即是“丘不识也”之“丘”，是说照我看来也尽够了。
“作丘甲”之“丘”也是由“丘”的原意引申而来的。正与孟子所谓“丘民”，庄子所谓“丘里”之“丘”意同。《孟子·尽心篇》载：“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朱熹注云：“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庄子·则阳篇》云：少知问于太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太公调曰：“合十姓百名以为风俗也。”“丘里之言”就是后世所谓世俗百姓的言论。《谷梁传》之“丘”正与“国”对言，正说明此丘即“丘民”意，即住在山沟里的人或野外的人的意思。如此我们便可以摆脱《周礼》的束缚，不必在为什么一丘作多少甲而争执。“作丘甲”就是让“野人”（丘民）负担起为甲士出兵役的任务。
在“作丘甲”之前，鲁国、野区别严格，“丘民”（野人）是没有充当甲士的资格的。这在《尚书·费誓》中已有明显表露。在《费誓》中伯禽是对两部分人讲话的。一部分是甲士，要求他们“善敹乃甲胄”，“敿乃干”，“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等；对别一部分人则是要求他们“峙乃桢干”“峙乃刍茭”，让他们做一些修工事、养牛马的贱役。这后一种人当正是与国人相对的“丘民”。
那么为什么鲁成公元年，鲁国改变了以往的赋役制度，开始让“丘民”承担兵役了呢？这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便是入春秋以后战争愈来愈频繁，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对甲士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扩军备战已是势在必行，原只限于“国人”的兵源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孙子兵法·作战篇》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当为“公家”之误[9]）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杜预注引或曰：“丘役谓如鲁成公作丘甲也。”正是如此。其二，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周初的那种国野对立逐渐缓和，过去在野的一些小邑如今已成为大都。为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求得生存，“国人”不能不放弃对“野人”的偏见，予“野人”以一定地位，使服务于鲁国。鲁宣公十五年实行的“初税亩”就是把国中实行的“彻”法推广到了“野”中，就是提高丘民身份的标志。再经过“作丘甲”这一改革，国野之间根本的差别已基本消失。
其实早在前645年，晋国已开始“作州兵”，已经打破了国野界限，已开始向“野人”征兵。只不过晋只是征召与郊相毗邻的“州”内的“野人”而已。齐桓公作内政而寄军令，虽然规定兵源主要来自“士乡”，但同时又规定居住在野鄙的庶人，“其秀民之能为士者”要上报政府，可以择优使为甲士，即部分地有条件地承认了丘民的地位。其改制都不如鲁国来得彻底。当然，鲁地狭民少，不如齐晋广大也是因素之一。
至于鲁“作丘甲”的更具体措施，因史料所限，不得而详。由“丘民”、“丘里”等辞意推测，“丘甲”地位似乃稍低于“国人”中的甲士。有人认为当是今民兵性质的兵役，并非正式军旅[10]。这也很有可能。鲁昭公八年，鲁在红地举行大规模阅军，“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根牟在鲁东境，在今山东莒县西南。商即宋国，为鲁西南邻，卫即卫国，为鲁西北邻。如此大规模的练兵，无疑已是“全民皆兵”，在实施“作丘甲”之前似乎是不可能的。
鲁的“丘甲”很可能是一种地方“民兵”，不似“中央军”那么正规。但总胜于无，对鲁充实防卫力量还是有作用的。“作丘甲”的次年（前589），齐人伐鲁，包围了鲁边境小邑龙（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龙人奋力抵抗，齐侯亲自击鼓指挥攻城，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攻下，足见地方武装的强大。昭公二十三年（前519），邾人过鲁地而不借道，武城人组织力量予以伏击，大败邾师，俘邾三大夫。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这些地方武装也可以调来保卫国都。如哀公十一年（前484），齐伐鲁，及郊。孟孙氏、叔孙氏皆消极应战，无奈只有“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这里充徒卒的三百武城人很可能就是“丘甲”，即地方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