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的社会生活与《诗经》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诗经》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在宫廷、贵族的祭祀、典礼、宴会中，它常常以一种乐舞的形式出现，从而被当作一种仪式或娱乐宾客的节目。
另一方面，在政治、外交和其它社会生活中，它又被用作一种表情达意的交际工具，此即古代所谓“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公卿、大夫们将诗句等运用于政治活动诸方面，或借献诗表达其颂扬或讽谏，或借赋诗在社交场合表达思想感情。《国语》、《左传》等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这种情况又似乎较多地表现在周王室的宗亲国家之中。周初封建时，内宗亲而外异姓，宗亲之中，又以鲁与卫、晋为最，这从《左传》定公四年所述的分封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只不过康叔之后卫国不能克终，以致沦为晋、楚等大国的附庸，鲁、晋遂继宗周而成为礼乐文明的中心。另外，因太公的缘故，齐亦为大国，齐为鲁邻，姬姜两姓，世为姻亲，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却风范迥异。作为宗周文化的正统，鲁与晋、齐等“小宗”相比，它便成了文化“中心之中心”[77]。晋韩宣子所言“周礼尽在鲁矣”一语便是我们这一论题的最好注脚。正因如此，文献记载中，鲁、晋两国“赋诗言志”、以诗用于社会交往尤其是对外交往的情况，便比他国较多，而从对《诗》的重视程度以及用《诗》数量等方面看，鲁又为各国之最。例如，仅从清人姚彦渠所编《春秋会要》看，其中“嘉礼”中所汇“享燕”之礼，“赋诗言志”的事例计有21次，其中17次有鲁人参与，晋人参与者也有10次之多，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的统计，《国语》、《左传》中所引诗绝大部分都是三百篇中的诗，仅有极少数是不见于《诗经》的逸诗。
鲁国的卿大夫对《诗》都较熟悉和了解。如前所述，《诗》与礼是密切联系的，许多情况下，《诗》就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鲁国的公卿大夫们就像了解何种场合使用何种礼仪那样，对诗乐使用场合的分殊也十分清楚。如：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君子。吾子舍其大而重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于重拜？”[78]
《三夏》、《文王》都非用于卿大夫者，故穆叔不拜，《鹿鸣》之三即《小雅》之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都与穆叔的身份相当，故每歌一首，他都进行拜谢。
春秋时列国间进行外交活动，也往往通过赋诗言志，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立场和意见。赋诗便成了外交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据《左传》载，鲁文公十三年，郑伯背晋后又想归服晋国，欲请从晋国返回的鲁文公代为求情。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郑以鳏寡比喻自己孤弱，请求文公哀恤，为之道路奔波，再度去晋，以为郑求和。季文子言己亦鳏寡，推诿说：“寡君未免于此。”遂赋《四月》，取“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想回国祭祀先祖，不愿再返回晋国。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表示小国有急，想求大国救助；鲁国不好再推辞，于是，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用“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答应为郑国奔走。双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
宋国的向戍在鲁襄公十五年聘鲁后，鲁于襄公二十年又派季武子到宋国聘问。在宋公享季武子的宴会上，季武子赋《常棣》第七章和最后一章。第七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最后一章云：“宜尔家室，乐而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其意是说鲁、宋本为婚姻之国，应该和睦相处，使各乐家室。宋国人很高兴，重重地送给他一些财礼，当季武子回国复命时，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他又赋《小雅》中的《鱼丽》之最后一章，取“物其有矣，维其时矣”，以喻他聘宋成功乃是公命之得时。襄公则赋《小雅》中的《南山有台》，取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等语，夸奖季武子能为国增辉。
鲁君为出使外国归来的卿大夫设宴慰劳，君臣往往赋诗言志，表达思想；鲁享邻国国君或大夫时亦常在宴会上赋诗。而赋诗当然不是自己创作诗篇加以诵唱，而是用现成的诗篇断章取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如晋范宣子于鲁襄公八年聘鲁时，为寄寓让鲁国及时出兵参加伐郑之意，遂赋《摽有梅》一诗。该诗为《召南》中的一篇，其本意是男女婚姻及时；鲁大夫季武子赋《角弓》一诗，取意“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以表示答应；宣子将退出时，季武子又赋《彤弓》，该诗《序》云：“天子锡有功诸侯。”武子意在说晋悼公伐郑乃是继续晋文王的霸业。双方赋诗，无一不是断章取义。
赋诗虽是断章取义，但不懂得《诗》就不能做外交方面的工作，否则就可能办不好事情。鲁人就很看不起不懂《诗》的人。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往鲁国行聘，叔孙穆子看到他的车很美，但他本人却与这种容饰不称，不懂得礼仪，吃饭又表现得不恭敬。叔孙穆子便为他赋《相鼠》这首诗，取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但庆封却浑然不知。又如鲁昭公十二年夏，宋国的华定为新立的宋君通好而到鲁国聘问。鲁设享礼招待他时，为他赋《小雅》中的《蓼萧》一诗，诗中有“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为龙为光”、“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万福攸同”等句。但华定却不知道，也不赋诗回答。所以鲁人说他道：“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诗》与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联系，更表现在《诗》的教学乃是古代教育的开端。如《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则《诗》的学习自幼童时便开始了。鲁人十分重视《诗》的学习。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79]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80]他对学《诗》的重要性以及《诗》的诸种功能都说得十分透彻。孔子还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81]二《南》位在《诗经》之首，所以，如果连二《南》都不学，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孔子还要求对《诗》三百不仅能口诵，而且应当领会并能运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82]《诗》的学习也是孔门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语》中有16处与《诗经》有关的记载，其中既有孔子对“诗三百”的评论，也有孔门师徒利用《诗》议论问题。如《学而》篇记子贡说：“贫而无陷，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能运用《诗》作比喻，孔子便对他大加赞赏，为此而把他的学问和道德提高一步看。又如，《八佾》篇记子夏问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又问道：“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子夏）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卫风·硕人》，“素以为绚兮”可能是逸句。子夏对该诗理解较好，便意味着他已经有了进步，所以孔子为能与他讨论《诗》感到欣慰。
孔子把弟子们对《诗》的学习、理解看得很重，他本人对《诗》自然也十分了解。据《论语·八佾》篇记，鲁三家祭祖先时，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他对三家进行批评，顺口说出了诗中的句子。这类例子很多，此不枚举。孔子如此，鲁国的其他士人也是这样。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统计，鲁人左丘明在《左传》中引诗217条，除了对列国公卿（包括鲁国公卿）引诗进行记述外，在评论中自引诗及转述孔子之言所引诗就达48条，除了几条逸诗外，其余全部见于今本《诗经》。
鲁人对《诗经》的熟悉与运用，还表现在孔子把《诗》看成为教化的工具。《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关于《诗》的论述的有关理论，开创了儒家的诗教。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尤以孟、荀两派最大。孟子是鲁三家中孟孙氏的后代，他的思想尤为孔子思想的正统。《孟子》7篇中，引《诗》达30多处，他在《万章》篇中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成了后世说《诗》的指导理论。荀子为明道、征圣、宗经，也往往“引《诗》为证”，《荀子》书中论《诗》者7处，而引《诗》要达80多处。儒家的诗教理论在孟、荀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儒学产生在鲁国，儒家的思想理论基础也都在鲁国，儒家关于诗教的理论便明显体现了《诗经》与鲁人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