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田赋

《春秋》于哀公十二年（前483）载：“春，用田赋”。

《左传》释云：“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在这里《左传》只是指出了“用田赋”是“贪冒无厌”之举，即较前加重了赋率。但至于前此的赋率是多少，征收标准是什么，并没有解释。

因为《左传》文中有“以丘亦足矣”一语，后世多误以为此“丘”当是地域组织，与《周礼》合。《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土地而令贡赋”。那么贡赋的标准如何呢？孔颖达注引《司马法》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据此，杜预注《左传》文曰：“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意谓用田赋之前为以丘赋。“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孔颖达《正义》发挥说：“旧制丘赋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内资财，井共一马三牛。今欲别其田及家资，各为一赋，计一丘之民之家资，令出一马三牛，又计田之所收，更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旧田与家资司赋，今欲别赋其田。故欲言以田赋也。”

依《周礼》来立论的还有贾逵，他认为“用田赋”是“欲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税，井别出马一匹，牛三头”[12]。是谓周制原为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用田赋”则是多出于常十六倍，让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赋。

清人张聪咸《左传杜注辨正》也是据《周礼》立论，谓“田当读为甸。季孙欲令一丘之间出一甸车乘之赋”[13]。依此“用田赋”是四倍于常赋。

据钱穆考证，《左传》哀公十一年文中的“丘”都是孔子自称，与地域组织之“丘”无关。《周礼》其书也不可靠，以上诸说都难以成立。

何休注《公羊传》不全依《周礼》立论，以为“田，谓一井之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赋之。礼，税民公田不过十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哀公外慕强吴，空尽国储，故复用赋过什一。”何休认为过去的军赋是“十井出一乘”，显然与《周礼》不合。唐徐彦疏解何休注云：“军赋十井不过一乘者，何氏以为：公侯方百里，案诸典籍每有千乘之义，若不十井为一乘则不合。郑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则赋出革车一乘者，义亦通于此。”显然也是推测之辞。

且上述诸说都以为军赋主要是出马、牛、车乘等也是错误的。春秋时作战用的马、牛、车、兵都出自官府，即有所谓“授兵制”，决无直接向民间征收之理。对此，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辨之甚明：“尝考《左氏传》，郑庄公之伐许，授兵于太宫；公孙阏与颖考叔争车；晋惠公御秦师，乘小驷，郑入也。则车马皆出自上可知矣。卫懿公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郑子产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师子焉以伐随，则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则必庐井沟洫之外，别有牧地；王伯亚旅而外，别有圉人；筑场纳稼之余，别烦刍茭，且或秣饲不一时，或致临时倒毙，不大败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马牛车辇皆出民间，公家可以不烦蓄马，而《卫风》有‘骤牝三千’，《鲁颂》有‘駉駉牡马’，岂反不以备战阵而止以供游观乎！不特此也，马牛车辇皆自民具，则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马赋车之苦；劳归士者，并慰其车烦马殆之勤。而《东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何草不黄》之诗，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但云民劳耳，未尝一言及牛马也。且其制当自周初已定，武王胜商克纣，当云归马于民间，还牛于卒伍可矣。何云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较著者也。”[14]

顾栋高的意见是对的。如果车马皆征自民间，那么“马有圉，牛有牧”，要圉、牧干什么？如果弓矢甲胄皆征自民间，要矢人、函人作什么呢？问题是制造车兵甲胄都需专门技术，民间是不具备这种技术的。而且在“处工就官府”的时代，官府既掌握了具有专门技术的各色奴隶，又掌握了制造这些装备的各种材料，完全有可能制造出这些装备来。根本不用向民间征收。另外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情况下，怎么会让既不懂技术，又不具备所需材料的民间去制造这些装备呢？牛马也好，兵器甲胄也好，如果不是出自专门技术人员之手，对作战是不利的。当时的统治者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所谓“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三头”、“戈楯具”等等，均属臆测，与历史实际完全不合。

我们认为要推测用田赋的内容及前此旧制，还要以《国语·鲁语》中孔子的一段话为根据。原文是：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当为里之误）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鲁国在“用田赋”之前的军赋状况是：首先，赋、税有别。税是根据土地来征收，赋则是“赋里以入”。从《左传》等有关材料看，孔子所说是可信的。不过《左传》作赋邑而入而已。《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春，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穆叔闻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国之蠹也’。令倍其赋。”御叔为御邑大夫，向御叔加征其实是加征御邑的赋税。无论以“里”也好，还是以“邑”也好，可以肯定均非按田征收。其次，前此的纳赋原则是“量其有无”，即视其财产状况而定，没有固定标准。而且是“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并不是每年都征的。有警之岁时才“修赋缮完，具守备”[15]。即使有战争之岁，其岁收也不过是“里一井出稷米、秉刍、缶米”。当然也有“倍其赋”之时，这要由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定。

“用田赋”就是一改过去“赋里以入”的旧法，改为按田亩征收。更主要的是以后赋成为“常赋”，有无军旅都要按年收缴。其实这也是势在必行之事。入春秋后多有战事，军赋之征逐年增多，已几乎是连年都有。与其毫无标准任意征收，倒不如纳入“常赋”，按田亩比例同亩税一同征收为好。有人认为“用田赋”就是增加田税。其实“用田赋”就是“赋税合一”，都按田亩征收。因此，自然是“赋粟倍他日”。这就是哀公所说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