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的稳定
自隐公以来，鲁国祸乱相仍，直到公元前660年，僖公在季友的辅助下，终于平息内乱，稳固了统治。他即位以后，在外交上一度与齐国结盟，政治、军事力量有所恢复，出现了鲁国历史上的小康时期。《诗·鲁颂》中的篇章就都是专门为颂美僖公而作。所以，后人有的认为，僖公“不惟为鲁十二公之首，即求之春秋列国，如公之以德致颂者，亦绝无而仅有”，“若僖公者，洵无愧鲁之中兴之主矣。”[1]
僖公名申，为庄公之少子，闵公之庶兄。[2]在位33年。在他死后不久，鲁国“大事于太庙”时，当时为宗伯的夏父弗忌便力尊僖公，将享祀之位升僖公于闵公之上。尽管当时如宗有司等人认为不符合“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3]的昭穆制度，而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仍坚持那样做，他认为应以先大后小为“顺”，更重要者，是他认为僖公有明德，为“圣贤”。当时，鲁大夫臧文仲为执政，是夏父弗忌的支持者。同时，僖公时文仲亦是执政之卿，他亲历僖公之世始终，僖公之功德为其亲见。后人也说：“鲁人甚重僖公，《鲁颂》之文铺张扬厉，赞不容口，宜乎夏父弗忌之以为圣贤也。”[4]《鲁颂·泮水》篇有不少颂美僖公的话，如“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等等。
僖公时期政成民和，僖公也受到人们的颂扬，是与他庸勋亲贤分不开的。因为他注意“宜大夫庶士”[5]，故国中多贤臣硕士。季友在平息庆父之乱以及辅助僖公即位时有功，便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在庄、僖之际，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恰成反照的是“季友不入，鲁国不定”[6]，所以《鲁周公世家》中所谓占卜的话，实际是对季友为相于僖公时辅助之功的追述。
臧文仲是鲁僖公时的另一位执政之卿，他在僖公时期，尤其是僖公后期，成了鲁国政权中的重要的决策人物，对僖公时期的政治起了极好的作用。僖公前期，齐国桓公霸业正盛，后期又有晋文公称雄，为了保持鲁国的稳定和发展，鲁国君臣不得不考虑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各强国之间周旋。臧文仲便担当了外交家的角色。他十分注意结交邻国，曾说：“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7]鲁国周环齐、莒、宋、卫等国，臧文仲所要结的邻国之援，首先应是强齐之援，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国之艰急”。所以，鲁庄公二十八年鲁国大饥时，臧文仲主动请求“如齐告籴”。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即晋文公死后的第二年，晋霸主地位动摇。而此时的齐国虽已失去了桓公称霸时的威风，但仍是当时诸侯中的强者。臧文仲早在庄公时已仕于鲁，此时他已是立于朝廷40多年的老臣，从鲁国的安全着想，他劝僖公朝齐。当年十月，鲁僖公朝齐，以结友好。
臧文仲能言善辩，有一定的外交才能。早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告籴于齐时，他就首先用“为四邻之援”和“铸名器，藏室财”的用途等道理说服庄公，从而“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然后又对齐人说明，这不仅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而且“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享而赖之。”结果，“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8]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国伐鲁，鲁派东门襄仲与臧文仲“如楚乞师”。臧文仲见楚令尹成得臣，并说服了他，同年冬天，楚、鲁连兵伐齐，取齐谷地。显然，这个胜利的取得是与臧文仲雄辩的口才分不开的。以至于到了160多年以后晋侯将伐齐而乞师于鲁时，还提到“臧文仲以楚师伐齐”[9]之事。
臧文仲颇具政治谋略。他头脑冷静，清楚鲁国的国力和鲁国在诸侯争霸中所处的位置，明白鲁国在对诸侯国的交往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以下三则：
其一，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鲁国伐邾，取须句，邾人因此出师攻击鲁国。鲁僖公看不起邾国，不设防备而进行抵御。臧文仲则加以劝告，认为：
国虽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10]
当时，不少鲁人尚以己之强，奄然坐大，鲁僖公就是如此。而臧文仲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他的话僖公没听进去，以至于鲁军大败于升陘，连僖公的头盔也被邾军缴获。
其二，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卫恃楚而不事晋，晋于温之会时“执卫成公”，晋君暗中使人鸩杀卫成公，但未得成，晋君处于骑虎难下的窘境。臧文仲看到这一点，劝鲁公趁机为卫成公求情，送玉二十瑴予晋人，晋侯乘势释卫公。这样，鲁国一举两得，既讨晋人欢心，又释卫公之难。当时，晋文公霸业始炽，结好晋国，对鲁国十分有利。“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同时，鲁也结好了卫国，“卫侯闻其臧文仲之为也，使纳币焉”[11]。
其三，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派臧文仲前往受地。他“宿于重馆”时，重馆人对他说：
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12]
重馆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鲁为周公之后，在诸侯中位次居长，鲁人也徒以周礼所在，号称望国，开始，“其声名文物所留余”，便足以“系小国之心，动远人之慕”。[13]但这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不仅鲁国本身已有积弱之势，而且诸侯争霸，以国力相尚，鲁国的所谓“班长”、“宗邦”、“望国”地位已不足以使其立于不败之地。鲁国要更好地生存下去，还不能不放下包袱，依靠霸强。臧文仲头脑还算清醒，他听取了重馆人的劝告，兼程前往，首先到达，取得了晋人的欢心，从而分得了济水以西洮地以南的大片土地，“获地于诸侯为多”[14]。
在这件事上，重馆人的劝告起了很大的作用。臧文仲就说：“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所以，他在僖公面前为重馆人请赏，说：“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也，请赏之。”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乃出而爵之”，[15]韦昭注曰：“出，出之于隶也；爵，爵为大夫也。”重馆人“一言辟境”，便由贱隶而为大夫，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不仅说明臧文仲崇尚贤能，也说明鲁僖公爱才惜才。
实行德政也是僖公时期鲁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当时，崇德是社会上人们的共识，一般人要名留青史，“大上有立德”。[16]而统治者为政以德更为重要，“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17]臧文仲曾对僖公说：“臣闻之：班相恤也，故能有亲。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18]班次相同的诸侯互相救恤忧患，就能做到亲近诸侯，同时也能为民作出表率，这既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以德抚民”，同时对外交的成功也起着重要作用。僖公二十年（前640），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就评论说：“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19]就是说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而欲是可以的，但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推己及人，以德为标准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十分重要。
一国之君以德待民，建立德行，而为人臣者则应事君以忠，这也是礼的要求。臧文仲曾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20]此可谓典型的尊君之论。他还说：“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21]在这里，他把勤于职守，尽责尽力与忠于国君联系起来。在宗法制度下，国君是国家的象征，国家的稳定，需要贤者急国家之所急，需要居官在位者以身赴国难。否则，“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就会使得国将不国，君亦不君。
臧文仲这样一位执政之卿辅助僖公，很容易在统治者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君主有德，臣子敬上，勤于职守，急国之病，就容易使得国泰民安。春秋之时，统治者鉴于“国人”地位的提高，其中的开明分子多有大倡“重民”之论者，臧文仲就是如此，除主张以刑“威民”[22]外，他更看重以德“训民”和在位“恤民”。鲁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年）夏天，鲁国大旱，鲁公要烧死巫人和尫者。因为时人有的认为巫人可以祈雨，天旱或是他们失职。而尫者乃“瘠病之人，其面向上，俗谓天哀其雨，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23]。臧文仲则认为烧死他们并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应该在民艰于食的情况下修理城郭，稍给民食，这才不失为救荒之策。同时，贬损饮食，节省开支，劝人施舍，并致力农事，使旱不舍民，以补救灾荒。而巫人、尫者能做什么呢？“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24]在当时情况下，这也不失为“重民轻天”的高论。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这一年虽有饥荒，却没有伤害人民。
僖公时期还注意兴礼乐，广教化。这从《诗·鲁颂·閟宫》一诗便可清楚地看出。《閟宫》凡八章一百二十句，为《诗经》中的最长篇。它是鲁大夫公子奚斯在鲁僖公即位后的齐鲁结盟时期写成。诗中不仅追叙周始祖姜嫄、后稷到太王、文王、武王时期周王朝的起源与兴盛过程，而且叙述鲁国受封的由来、鲁僖公时的祭祀盛况，以及僖公恢复疆土等功业。从当时贵族祭天祀祖的奢华仪式上，足可以见政治繁荣之一斑。那时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可谓国家的头等大事。诗中就描述了当时的祭祀场面，如“龙旗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骅牺，是享是宜。”又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鲁国祭祀祖先，目的是为了祈祷人寿国昌，“保彼东方，鲁邦是常。”诗中又写道：“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这是说僖公在晏饮时，祝福妻善母寿，祝福大夫和众士一切顺利，这都是一派政治晏然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