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柳下惠道德思想的几点认识

柳下惠的道德思想即如上述，对此，我们可作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1）柳下惠是孔子之前的“圣”者和“仁”者。

在春秋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圣人乃是德智俱高的人，具有非凡的才识，而且仁、智、勇等道德品格兼具。孔子就把圣人作为其人格理论中的最高层次。在他看来，圣人非一般的“仁”者和“君子”所能比拟，像尧、舜、禹、汤、文、武才是这种令人倾慕的圣人。另外，孔子所称道的一些“贤”者也与“圣”者具有近似的道德水准，如他以“贤”许之的伯夷、颜回等后来都被称为“圣人”。[76]柳下惠亦复如此，据《论语·卫灵公》记，孔子以为他是“贤”人，后来，孟子也以“圣”相称，说他是“圣之和者也”。

就现有资料而言，孔子对柳下惠的评论可谓无一微词，[77]言语之中充溢着称颂之意，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78]“中庸”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柳下惠为人和悦，讲究信诚，言行中于伦虑，根据前述标准，应该说他具备了中庸之德。

清人刘逢禄以为，在鲁国，“前乎夫子（孔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诚哉，斯言也！

（2）柳下惠的道德思想体现了鲁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鲁国对周人重礼文化风格的继承，在柳下惠身上体现十分明显。周人的礼乃是从殷人的宗教观念中发展而来，但在意识形态中，伦理道德已替代宗教而发挥出重要作用来，只是其道德修养中仍有宗教的虔诚包含在里面，或者说，周人的道德观念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据《礼记·表记》：“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尊神事鬼方面，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显然与殷人尊神不同，但周人毕竟也是“事鬼敬神”的。如他们对于作为，“宗庙之礼”的昭穆制度就十分重视，他们的观念是：“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79]当鲁宗伯将僖公在鲁太庙中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时，宗有司也重申说：“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认为宗伯的做法与传统的昭穆制度不合。在这场争论中，柳下惠与宗有司一致，他认为应该坚持宗庙昭穆的常规，要“长幼无序”而“不失其伦”。宗伯违背常规而“易神之班”（即搞乱了神位的班次），乃是违犯“鬼道”；同时，用“逆祀”昭示天下之民（“以逆训民”），亦非为人之道（“犯人道”）。所有这些，皆为“不祥”，甚至会因此招致灾殃。[80]

不过，周人的宗教观念与殷人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便是逐渐补充、增生了道德的内容，即认为祭祀对象都有某种“善”的品质。[81]作为鲁国公族中的一员，柳下惠的理解正是如此，他曾表述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82]他认为祭祀为“国之大节”，关系到“政之所成”，必须“慎制祀以为国典”。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柳下惠对事物进行品评时所表现出的褒贬好恶乃是以宗周传统礼制为准绳的，也就是说，他的道德思想乃是以坚持周礼为前提的。这恰恰是鲁国重礼文化的根蒂所在。《礼记·坊记》曰：“君子礼以坊德。”事实上，柳下惠确也把周礼看成了自己的道德堤防，为了遵循周礼，他言不废大伦，行不犯色而思虑；因为坚持周礼，他事人以直道，不易其操守。

当然，在王室衰微，列国竞雄的年代里，徒凭周礼毕竟难存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鲁国“犹秉周礼”的名声已不能继续支撑场面。为了免于沦亡，鲁人既要重礼，又不能拘泥于礼而对周礼抱残守阙，应当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变通。这便使得一些知礼、明礼而又执著于礼的鲁人，既受时人敬重，而又仕途不顺。这种矛盾在柳下惠乃至后来的孔子身上，无一不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3）柳下惠的道德思想对孔孟等先秦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数称……柳下惠”[83]，孟子也“反复差……柳下惠之德”[84]，柳下惠对孔、孟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要而言之，这种影响还是在道德层面上表现较为明显。

在春秋时期，“仁”字是道德的代名词，生活在春秋前期的柳下惠曾以“仁”评人。“仁”这个字，在殷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中都没有发现。《尚书》二十八篇有一个“仁”字，《诗经》三百篇有两个“仁”字，其意义都不很清楚。只是到了春秋时代，“仁”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起。在《国语》中，“仁”字凡24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33见，除爱人外，其它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85]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说，仁“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86]，这是没有疑问的。一部《论语》，“仁”字凡109见，绝大多数都是作为道德概念出现的。继孔子把“仁”作为一种道德思想体系之后，孟子也对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进行了发挥。既然如此，从柳下惠的口中说出“仁”字，倒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国语·鲁语上》记，臧文仲令国人“祀爰居”时，柳下惠批评其：“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韦昭注曰：“仁者心平，故可论功。”有功则祀，无功则否；无功而祀，即为不仁。这与孔、孟“人而不仁，如礼何”[87]以及仁者“爱人”[88]的思想是相通的。

应该说，柳下惠是我国古代较早谈论“仁”这个概念的人。他的这一看法为孔子所接受。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仁”的道德思想与柳下惠有必然联系，但孔子在柳下惠那里借鉴了某些思想材料却极有可能。学者们在论述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时，无不认为他的思想受到了鲁国特定环境即当时鲁国国情的影响，那么，处在鲁国社会中的著名人物对孔子的影响就更为直接。杨伯峻说，孔子对春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89]在鲁人中，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90]，臧文仲属于孔子“作恶评”的人，他还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某些影响，更何况孔子“作好评”的柳下惠呢！

当然，孔、孟在对柳下惠进行颂扬时，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分析，如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不去，孔子即有别，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91]孔子为鲁国司寇不被信任，鲁君又不以礼待之时，他便离鲁他适，以求施展抱负。只是他离开父母国时，与“去他国之道”不同罢了。孟子也赞同孔子的做法，而认为“柳下惠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