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昭公失国

四、昭公失国

前542年，鲁襄公卒，太子子野因悲伤过度而夭折。季孙氏、孟孙氏拥立公子裯为君，即鲁昭公（前541—前510），叔孙穆子则以“年均择贤，义钧则卜”为由，对立公子裯表示疑意。而即位之初的鲁昭公又因“居丧不感”、19岁犹有童心而使国人大失所望。后，昭公竟又违背周礼，要同姓国吴国之女为夫人，备受世人责难，威信扫地。终昭公之世，季平子、孟僖子、叔孙昭子执鲁政，三桓势力达到了顶峰。

昭公五年（前537），三桓四分公室，季氏择其二，确立了它在三桓中的首席地位，季武子、季平子独断专横，视鲁君如无物。昭公十一年（前531），昭公生身母齐归卒，季平子竟在国丧期间照样举行阅兵，“大蒐于比蒲”。昭公十七年（前525），鲁发生日食。以当时人的观点，太阳代表着君主。日食意味着君主将有大难，应该举国祈祷，“伐鼓于社”，以救日食。季平子却阻止祝史，不让举行任何仪式。这当然不表示季平子是无神论者，其用意不言自明。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公将于襄公之庙举行大型祭祀，而季平子竟使“八佾舞于庭”，致使行万舞于襄公之庙者只剩二人。

正如孔子所言，“是可忍，孰不可忍！”鲁昭公忍无可忍，决心寻机消除季氏之患。

昭公四年（前538），叔孙氏家族发生内乱。叔孙豹之子竖牛勾结叔仲昭子及季氏家臣南遗，害死其父叔孙豹及其异母弟孟丙、仲壬，割东鄙30邑以贿南遗。叔孙昭子立后又逐杀了竖牛。这场内讧持续了二年之久，使叔孙氏势力有所削弱。

昭公十二年（前530），季平子与其费宰南蒯矛盾加剧。南蒯欲叛季氏，以费为公臣，以“张公室”。此事鲁昭公虽没有直接参与，但昭公之子公子慭却是主谋者之一，昭公不可能不知此事。同年，昭公带公子愁朝晋，欲求外援。晋人拒之，不得入晋。南蒯闻讯乃以费叛归齐。季平子帅兵攻打失败。费叛离达一年之久。经过这次动乱，季氏势力也受到不小的打击。同时，因季平子的专权与刚愎自用，也引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不满。

季平子因“八佾舞于庭”、“旅于泰山”、用人牲于周公之庙及亳社，固已引起了世人的不平。因宗族事又与季公氏失和；因斗鸡之戏与郈氏成仇；因听叔仲子之谗言而与叔孙氏有隙；因庇护臧氏罪人而与臧孙氏结怨[11]。

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孟僖子病危，叔孙昭子赴外地巡视未归。昭公认为时机成熟，与其子公为、公果、公贲联络臧孙氏与郈氏，联兵讨伐季孙氏。季平子猝不及防，被围困在武子之台。初时，季平子为救燃眉之急，请求“待罪于沂上”，再请“囚于费”，自然不被允许。无奈最后请求以“五乘”亡，即离开鲁国。东门氏后人子家羁建议昭公接受这一要求，认为季孙氏执政太久，其势甚强，主张穷寇莫追，以防情急生变。而昭公及郈氏则坚持要乘胜追击，试图一举彻底消灭季孙氏。

郈昭伯至孟孙氏府第，争取孟孙氏帮助鲁公。孟懿子一时犹豫不定。叔孙氏司马鬷戾得知事变，急忙聚众商议。一致认为三桓相依存，“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于是叔孙氏发兵攻公。昭公所帅将士此时已无战意，一触即溃。孟孙氏见叔孙氏出兵，也杀掉了郈昭伯，前来攻昭公之师。昭公败局已定。子家羁建议由诸臣出来顶罪，诈称是劫持昭公而为，希望昭公仍然留在公位。昭公表示自己实在是不能再忍受季孙氏的谮越与欺辱，拜别祖墓而逃出国外。

此后的7年间，昭公流亡于齐、晋之间，多次欲借外国势力复国，但都没能实现。前510年，昭公终于客死他乡。

昭公失国以后，季平子又装出悔之无及的姿态，表示“事君，臣之所不得也”[12]，以争取世人的同情，每年都送马、送衣服给昭公，似乎是希望昭公早日回国。同时又暗中重贿齐、晋大臣，使阻止昭公复国。致使除宋、卫对昭公表示同情外，齐、晋等大国反倒认为昭公是咎由自取。如晋大臣范献子在受到季孙氏的贿赂后便替三桓说话，声称：“季孙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请囚、请亡，于是乎不获，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复，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启叔孙氏之心。不然，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叔孙氏惧祸之滥，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季氏甚得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国。”[13]依范献子之言，季孙氏未自立为君或别立君已是克制。其实，列国之不责三桓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列国情况与鲁国大致相同，都是处在世家大族专权之下，三桓正是他们的化身。

昭公死后，三桓一反常规，不立昭公之子（多参与了昭公之变），而改立昭公之弟为君，且欲予昭公以恶谥，不葬以国君之礼。虽经劝阻没能实施，但仍葬昭公于墓道南，以示别于诸先公。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赵简子曾就昭公失国事问于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惑罪，何也？”史墨回答说：“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成季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

应该说三桓专鲁政是春秋时期世大夫兴盛的时势使之然，这应该就是史墨所谓的“天”。鲁君四世失政，昭公欲复于一旦，未免求之过急。不知时势而又独断专行，昭公失国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