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伯禽封鲁

伯禽，周公旦长子，又称禽父，是鲁国的始祖。受封前，伯禽已是有所作为的人物，他曾任大祝之官，《大祝禽鼎》、《禽鼎》、《禽簋》可为证明。

周公东征前，伯禽就被封于今河南鲁山一带。《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诗·閟宫》也说：“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这说明在管、蔡叛乱以前，也就是周公东征以前，成王已劝说周公建立鲁国，伯禽在今河南鲁山一带成为鲁国国君了。

当时，今山东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占有。周初实行分封，一个重要的目的便是开拓疆土，“以藩屏周”[11]。封伯禽于鲁也是希望他开拓封建，“为周室辅”。所以，伯禽被封于鲁后，鲁国便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淮夷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由西向东逐步发展。当东方叛乱，周公东征时，伯禽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尚书·费誓》[12]便反映了伯禽先治戎备，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严部伍以及立期会等严整不紊的准备过程。之后，伯禽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对平定今曲阜一带的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今曲阜在内的一些东方地区。《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虽然或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统治尚不稳固，鲁国在伯禽时期并没在今曲阜一带定都，但毕竟消灭了奄国，把其君主迁到了薄姑。

这时，周王朝的统治者又考虑如何统治故奄旧地。于是，他们决定让鲁国东迁。据《说苑·至公》记，南宫边子曾对鲁穆公说：“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者茂昌，不贤则速亡。”这里的“山”乃指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诗·鲁颂·閟宫》说：“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由此可知周公虽身负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就封于鲁者乃其子伯禽，但城址的选择还是周公卜定的。当选定了泰山之南的曲阜后，伯禽才由鲁山迁往曲阜。对这一情况，《诗·鲁颂·閟宫》也有反映：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屆，于牧于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接着，其下乃说：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

以前，人们不了解诗中反映的是伯禽两次受封的情况，遂认为诗中言“俾侯于鲁”、又言“俾侯于东”有所重复。其实，后者所言乃是说伯禽在“侯于鲁”后，“大启尔宇”，控制了旧奄之地的前提下，从河南鲁山一带迁到东方今曲阜一带为侯。傅斯年也认为，《閟宫》此诗中前“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接着又言让已为“鲁公”的伯禽到东方为侯。“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13]诗中称命伯禽“侯于东”，这里的“东”即指包括今曲阜在内的地区。西周时，周人以距离周朝国都的远近把东方称为“大东”、“小东”。《閟宫》说：“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则“大东”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傅斯年比较周初事迹后认为：“小东当今山东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14]是则伯禽“侯于东”的地方为今曲阜一带不误。

另外，鲁国先君的坟墓并不在今曲阜，而是在今曲阜以西一百多里外的汶上县南旺附近（古称阚邑）。古人对祖先墓地的安全非常重视，伯禽死后，他的子孙之所以不把他们葬在曲阜，而是葬于西部较远的地方，必然是因为先君去世时，他们对西部的统治似乎更加稳固。这也反映出鲁国自西向东迁移的痕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