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手工业门类

2.主要手工业门类

(1)制陶。

鲁人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1977年,鲁城试掘中出土的遗物也以陶器为主,其它质地的器物很少。与大多数的生活用具发现的同时,还有很多陶瓦,出土的陶片和瓦片数以万计。当时,常见的陶器有鬲、甑、盆、圜腹罐、瓮、豆、钵、盂等,此外还有釜、杯、小盆、折腹盆、三足盘、洗等。据分析,鲁城遗址中的陶器所包含的年代,大致包括了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的全过程。

鲁国两周时期的陶器以泥质陶占绝大多数,夹砂陶的比例很小,主要用于鬲、釜和个别的盆罐上。西周初期,色泽富于变化,泥质陶以褐陶、黄灰陶、青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灰陶、红褐陶和灰黑陶。西周早期与周初相似,泥质青灰陶还有相当比重,但以泥质灰褐、泥质灰黑和泥质深灰陶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陶、红褐陶、褐陶和黄灰陶等。西周中期前段,泥质青灰陶、黄灰陶、褐陶已很少见,泥质深灰陶占绝对优势。西周晚期以泥质灰褐、灰黑陶为主,深灰陶比重较小。春秋战国时期,陶色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灰陶,但春秋时期的灰陶色彩较深,战国时期的灰陶呈淡灰色,此外还有很少的黑皮陶和红陶。

从纹饰上看,绳纹最流行而且最为主要,贯穿始终,除了豆、盂、杯、三足盘等少数素面的器物以外,几乎全饰绳纹。绳纹之外,还有凹弦纹、抹纹、瓦纹、暗纹,凸弦纹、附加堆纹等数量较少,随时代的不同而兴衰。西周初至西周中期,流行粗绳纹。西周晚期,粗绳纹消失,流行细绳纹。春秋时期的绳纹比周初和西周中期的粗绳纹细,而较西周晚期的细绳纹粗。其特征是纹路较浅,绳股的痕迹清晰,如同谷粒连接一般。战国时期的绳纹有粗细两种,以细绳纹为主,战国晚期有的纹饰细如细线,但这时绳纹正趋衰退,素面器物兴起。这时期盛行同心圆暗纹和瓦纹。至战国晚期,瓦纹成为相当普遍的一种纹饰,许多器物除底部外,已不施绳纹。[32]

(2)冶制。

金属冶炼制造包括冶铜与铜器制造、冶铁与铁器制造两个方面。

1977年开始的对鲁城发掘,在钻探中发现了铸铜和冶铁遗址各两处。鲁国战国以前的冶炼业以铜的冶炼为主。在西周以至春秋时期的两处冶铜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铜硫渣、炭灰、红烧土和砂质陶范等遗物。当时,许多的容器、服饰器、兵器、车马器等也用青铜铸造。对鲁城内鲁人的两组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随葬铜器,其中,容器有鼎、甗、盨、簋、簠、壶、盘、匜、缶、罐、钵、鐎壶、盆、盖豆、舟等;服饰器有带钩、镜、腰带饰等;兵器有戈、镞、鐏、镦、弩机等;车马器有辔、辔饰、衔、镳、游环、饕餮头、銮、带兽头管饰、节约、带锥器冒、细腰、铜铃等。另外还发现了错金银铜杖首、铜刀、铜削、铜铲、铜锛、铜器座、铜鱼、椁丁等等。当然,西周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远不止这些。另外,一些青铜还用来铸造纪功彝器。如襄公十九年(前554),“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33]。从容器的纹饰上看,西周时期有饕餮纹、钩连纹、窃曲纹、穷曲纹、垂鳞纹、夔龙纹、瓦纹等,铸造比较细致。春秋以后,容器多为素面,标志着铜器的铸造趋于衰落。

前已述及,鲁国在春秋以后逐渐开始使用铁农具。鲁城考古发掘发现了两处冶铁遗址,而且还有可能使用了鼓风冶炼。汉代鲁城中发现的冶铁遗址,也可能在战国时期已有。战国中、晚期的鲁人墓葬中的随葬器中也发现了错金银铁带钩,则当时的铁也被用来铸造服饰。可见,战国时期的鲁国,已经在生产和生活中比较普遍地利用了铁的铸造。[34]

(3)建筑。

建筑业同木工、陶工等相互配合与协作,主要以房舍建筑为主。鲁城及其宫殿的建筑代表了鲁人的建筑水平。(请详看本书附录“曲阜鲁国故城介绍”。)

(4)木工。

木工与当时的建筑和车舆制造紧密相连。在建筑中,宫殿离不开木工。而车舆制造则是木工的主要工作。春秋战国时期,除战车以外,驾马的辇、轺,人挽的挽的生产都有所发展。从军事力量“公车千乘”来估计,鲁国当也拥有不少木工。鲁国的公输般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35],而且能造“云梯”[36]、“勾强”[37]等攻城、舟战的器械;他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38]。相传他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39]等。这说明鲁国的木工制造技术比较先进。

(5)纺织。

鲁国的纺织业当有丝帛、麻葛两种。桑蚕养殖促使其丝织业迅速发展。成公二年(前589)赂楚的织红百人皆为从事丝织工作的人。“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40]更是对鲁国出产的一种白色生绢的赞誉。鲁缟作为鲁国著名的丝织品,对后代的丝织业影响很大。[41]据《管子·轻重》篇载:“鲁、梁之民,俗为绨。”绨是一种质地粗厚,平滑而有光泽的丝织品。鲁又生产锦,据载,鲁国的锦也可以货到齐国,其数量当也不少。大概由于气候与水土等原因,鲁地还很少发现当时遗留的纺织物,但可以肯定地说,鲁国的丝麻织品种类一定很多,而且比较精良,纺织业中的技术也一定达到较高水平。

(6)酿酒。

《尚书》中有《酒诰》篇,司马迁说:“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酒诰》以命之。”[42]周公以殷商之亡于酒而告康叔,当也对鲁国有一定影响。先秦典籍中有“鲁酒薄”的记载,是说鲁国的酒味道清淡而不浓烈。当时酒有“厚”、“薄”之分,本是由是否加水或加水多少而定。“鲁酒薄”自然与《尚书·酒诰》的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