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学派势力最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50]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51]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护法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捍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使自己成为孔子之后又一著名的儒学大师。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到“仁”，用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在孔子之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学说游说诸侯，但是，这种主张并不适用于那种群雄竞逐的动荡时代，因此他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52]，就像孔子那样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于诸侯。然而，他本人却有坚定的信念，认定“圣人复起，不易吾言”[53]，并以此著书立说，教授生徒。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54]人民应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有序。所以，当政者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每家各有“私田”百亩，中间为百亩“公田”，由八家共耕，使“耕者助而不税”。为此，孟子不但重视农业，主张“不违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而且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藏富于民，“取于民有制。”

为了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的主张。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失，尔也。”[55]而得民心，就应该与民偕乐，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6]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7]的著名命题，认为国君“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还高的地位。

尊贤重士也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君要“王天下”，带来政治上的益处，就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58]。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59]“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60]前代的圣王霸主取得天下，无一不是如此。

孟子还十分重视对人民施行教化，这也是其“仁政”学说的特点之一。在孟子看来，人民有了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有进而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实现。这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推崇古圣先王的教化能力，屡言应该“谨庠序之教”，[61]“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62]他把庠序之教与政治、经济并提，有时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成为施行王道政治的带有根本性的途径。

在世界观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论的继承者。孟子说：“《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63]他还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64]他认为人应“思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65]人做到了至诚，就能感动天。

“孟子道性善”，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否认了告子“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归根到底是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为了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须知道“天命”，为此，孟子又提出了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等原则。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66]“尽心”就是要尽量扩充、发展仁、义、礼、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认识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认识人的本性，就能够知道“天”了。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断扩张、膨胀，终于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67]的地步。孟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溯源于天，归本于人，这也是他的“王道”、“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