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鲁颂》

就《诗经》中鲁人的作品而言，如果说《豳风》的成诗年代等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而《鲁颂》为鲁人颂美僖公所作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不过，关于《鲁颂》的制作时间以及制作者也不是没有任何争议。《鲁颂》中有诗4篇，即《駉》、《有駜》、《泮水》、《閟宫》。《駧》篇《诗序》说：“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而《閟宫》篇中又有“奚斯所作”一语。于是，有人认为《鲁颂》作于史克，又有人认为《鲁颂》作于奚斯。

然而，上述两种说法均成问题。首先，《閟宫》一诗不会是史克所作。该诗自“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以下，皆为颂祷僖公之词，其中如颂其皇祖福女，俾其昌炽耆艾，有冈陵作朋之寿，无亏崩震腾之虞，甚至令妻寿母，黄发儿齿，万有千岁，骀背无疆等等，皆非身后追祷之词，《閟宫》应为僖公在世时之作可知。季孙行父之名于鲁文公六年始见于《春秋》，史克之名文公十八年见于《左传》。另据《国语》，史克在鲁宣公时尚存，而行父之卒也在襄公六年，此时距僖公初年已有30余载。既然《閟宫》之文为颂生之辞，则其不为史克所作可知。因此，事实应如陈奂所云：“史克作颂，谓作《駉》篇，非谓作《鲁颂》四篇也。”[89]

至于《閟宫》一诗的作者，因为该诗末章有“奚斯所作”一语，故多以此诗出于奚斯之手；但由于此语上承“路寝孔硕，新庙奕奕”，故又有不少人以奚斯为主持修建新庙者，而不是说他作了此诗。我们以为奚斯作诗说是对的，首先，奚斯作诗在时代上是合理的。奚斯之名见于闵公二年《左传》，文公二年的《左传》中便已称引《閟宫》中的句子。今有人考证《閟宫》一诗作于僖公十八年以前。[90]而奚斯作诗，其年辈在前，“作颂于僖公之时，时代正合”，因为《閟宫》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词”[91]。第二，“奚斯所作”理解为奚斯作诗与《诗经》中有的篇章后具有作者之名是相类的，如《节南山》、《巷伯》、《崧高》、《烝民》在诗的末章都点出了诗的作者。

《鲁颂》4篇在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别，《閟宫》近《雅》，其他3篇则迭章重言，反复咏叹，韵味与《风》相类。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鲁颂》“虽借名为《颂》，而实体《国风》，非告神之歌”，就《駉》、《有駜》、《泮水》3篇而言，其表现是很明显的。宋朱熹《诗集传》认为《鲁颂》为鲁人“自作诗以美其君”，魏源更谈到鲁人美其君的原因，说：“僖公四年，经书‘公会其侯、宋公等侵蔡，蔡渍，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旧侈阙绩，各作颂诗，荐之祭庙。”[92]今《诗经》中，《商颂》共5篇。《史记·宋世家》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王国维利用殷商的甲骨文字，也证明《商颂》不是商代作品，而是春秋时代的宋诗。《商颂》实应为《宋颂》。至于其制作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虽争议，但其产生的时间很长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认为，《鲁颂》同《商颂》一样，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閟宫》为公子奚斯作于僖公前期，而其他3篇可能都是史克作于僖公死后的文公时期，因为3篇体制相类，而且文公为僖公子，这时期掌握鲁国政权的臧文仲以及负责国家祭祀之礼的宗伯夏父弗忌等人也都力尊僖公，文公二年鲁人“跻僖公”一事即其明证。

当然，《诗经》中的《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多为贵族们颂扬其祖先神灵所作，至如《鲁颂》中作于僖公生前的诗歌，在涉及僖公德业时也有不少夸张谀美之词，因而，有人便否定《鲁颂》的史料价值[93]。但实际上，《閟宫》一诗“为时人所作，虽对僖公功业有夸张谀美之处，但却不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没有跳出当时时事政治的圈子，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故而诗中所述之内容又可以从有关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找出根据来。”[94]我们认为此言极是。《閟宫》如此，《鲁颂》中的其他篇章也是如此。这对于我们理解《诗经》的内容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