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核心的思想学说
《论语》一书虽然不可避免地掺杂有不太可靠的成份，但今日研究孔子，它还是我们的重要依据。除《论语》外，《春秋》、《仪礼》、《礼记》、《周易》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著作。《春秋》一书作为鲁国国史，毕竟经过了孔子的手订，孔子认为自己“志在《春秋》”，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1]，其中寄寓了他的政治思想；《仪礼》一书中关于礼的叙述十分细密，尽管《仪礼》全书成书较晚，但从有人专门向孔子学习“士丧礼”等的记载看，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的。17篇中，尤以《丧服礼》最为重要，子夏特为之作传。《汉书·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或许《仪礼》17篇也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传授；《礼记》是关于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的讨论，此书颇值得重视，其中的一些篇章所记孔子的言论，其价值可能不在《论语》之下。据《史记》等书，《易经》中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为孔子所亲作，孔子的哲学思想在该书中有所反映，而且，孔子与《易经》的密切关系又逐渐为考古材料所证实。以上这些古籍，可以说是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
综观以上有关材料，其中多是孔子关于政治和伦理的论述，即使他编次的书籍，也隐含着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主张，或者说，由这些材料，我们也可看出孔子这样一位大政论家和大伦理家的形象。孔子的学说是为统治者阐发的，主要有礼、乐、仁、义诸种概念。细绎之，礼、乐当属于政治制度的层面，而仁、义则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礼、乐、仁、义等孔子所涉及的诸重要概念之中，礼是受到了格外强调的。
春秋以来，周天子“名为共主”，实已沦为附庸，周初以来制定实施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宗法秩序紊乱起来，旧的等级名分遭到破坏。孔子作《春秋》，就有斥责“乱臣贼子”的“大义”在焉，200多年中，记载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天子失政、诸侯相互攻伐，大夫、陪臣争执国命，弑君弑父之事屡屡发生。这在孔子眼中，自然属于“天下无道”。要使“天下有道”，使“礼乐征伐由诸侯出”复归于“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就必须极力挽救礼乐崩坏的颓势，竭力维护礼乐制度。
孔子主张“礼治”，改变“上下失礼”的局面，而对“法治”则持反对的态度。当时，虽然法家尚未形成，但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不仅守“礼治”，而主张实行一点“法治”，因此便出现了郑、晋等国如子产制刑书、邓析制竹刑、范宣子铸刑鼎的事情，但孔子认为这对周礼是一个破坏，他对范宣子铸刑鼎十分不满，认为晋国应世守其始封君唐叔从周室带来的法度，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32]当然，孔子也不完全否定“法”，但毕竟“法”与“礼”不同，“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33]。所以他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4]相对于“刑”而言，孔子更希望能以“礼”齐民。
在上引材料中，孔子是将“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并提的，而孔子所说的“德”实际便是“仁”，因此，有人据而认为孔子思想中到底是“仁”为核心还是以“礼”为核心并不明确，因为二者不见有主次或核心非核心的区别。然而，在这里，孔子论述的是德治与法治、道德教化与刑政的关系，并非着重论述“仁”与“礼”的关系。我们认为，孔子一生毕竟是积极入世的，他一生都关心政治，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努力，具体言之，便是企图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由此看来，不能把孔子的学说看成是单纯的伦理道德学说，因为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为实现其政治理想服务的。或者说，孔子的学说首先应是一种经世学说，或者社会政治学说。据此，孔子思想中道德层面上的“仁”乃服务于政治制度层面上的“礼”，可见，“礼”在孔子学说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礼在孔子学说中受到了特别的强调，他把礼看成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认为“礼所以制中也”[35]，“中”即中庸，这是孔子整个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是说，礼来调节人们的一切行为，使之不过，亦不可不及，只要做到了行为“适中”，便是有了立身之本。因此，孔子一再重复说“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自幼为儿戏时，“陈俎豆，设礼容”，在礼乐氛围浓厚的鲁都中，受到了礼的极深薰染。为了摆脱自己家族的破落处境，他也积极向学，求礼问礼，欲藉此作为进身之阶。作为下层的士，他十分向往旧时的贵族政治，然而，家族的没落就像时势的变化不可逆转一样，孔子欲跻身贵族行列，却反而遭到打击。孔子在逆境中更加奋发，更加勤奋地学习礼乐知识，因此，到他中年时，他已有了礼这个立身处世的根本，这便是他自己所说的“三十而立”。
在关于鲁国礼乐传统的叙述中我们谈到，孔子后来声名远播，受到普遍的敬重，主要是因为他是当时的礼乐大师，知礼明礼，知识渊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认识自然也处在深化之中，所以，孔子对于如何施行礼，恢复他十分向往的西周礼治社会，其认识也就上升到了更高层次。孔子生当礼崩乐坏之世，一方面，许多人已不懂礼，如鲁国的大贵族孟僖子竟至不能“相礼”；另一方面，即使有些人还知道在贵族仪节中使用礼，但礼之数尚在，而礼之义已失，从根本上讲，孔子维护的是宗法等级制度，是旧的纲常名份，他当然看不惯那些只具有礼的形式，而失去了礼的实质意义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格外强调起一个“仁”字来。孔子曾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6]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7]
他认为，礼、乐并非仅仅是玉帛、钟鼓等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之中，还包含有更多、更深的内容，人要正确对待礼、乐，必须具有仁的道德情感。
类似的例子如：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则何以别乎？”[38]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39]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40]
以上都是说明孔子不满意于礼仅有外在的行为规范，应该在实行礼时具有“仁”人之心，即应有内心的道德情感。孔子把“礼之本”看得很重要，认为礼绝不应仅具有形式。对长者生之致孝和死后致丧，都应发自内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41]，这自然都是礼的要求，但在施行礼时，发之于情，动之于心才是最要紧的。正如《四书集注》引范氏注“林放问礼”章时所说：“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的形式与其内容相比，重要的是内容；丧祭之礼重要的是人的哀敬之情。孔子把这看作礼的根本。与其形式周全隆重而缺乏哀敬之情，倒不如形式简易欠缺而充满真诚的感情。这都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论，可知孔子讲“仁”乃是为“礼”服务的。礼作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宗法性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乃是“仁”的根本目标，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这是时下不少学者的共识。
孔子对“仁”十分强调当然是事实，但“仁”却处在“礼”的支配地位。在《论语》中，“仁”字100多见，出于孔子之口的就有78个，说明孔子对于仁的道德修养是十分重视的。孔子在与其弟子的谈话中，曾多次谈到“仁”，如颜渊问仁，他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42]；樊迟问仁，他回答是“爱人”[43]，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44]；仲弓问仁，他回答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45]；子张问仁，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为仁[46]，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教育家，对不同弟子的询问，他的回答也有不同。不过，这些解释都没有脱离“爱人”的基本内涵。他认为在位者应以仁待人，即要求统治者按照仁的思想来办事，并要求人人都积极为人，想到自己的时候也想到别人，不把自己不希望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人人都恭敬、信诚、谦让、宽厚，对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这样便可搞好社会秩序。孔子的这些议论是为处理统治者之间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发，内容大体一致。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7]孔子认为恕“可以终身行之”，而这个恕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8]。在孔子看来，当时所以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缺乏恕道而造成的。如果能按照恕道行事，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会好转，从而变无道为有道了。如此说来，孔子所说的“仁”即是恕道，只是“复礼”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复礼”的目的提出来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孔子在个人修养上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礼”为体现“仁”的方法和形式，这与原始的周礼相比，显然是他对周礼的一个重大发展。另一方面，孔子在重视现实礼治的同时，还把这一思想加以发展，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社会理想。这就是《礼记·礼运》篇所记的与子游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孔子描绘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过去，曾有人怀疑这段文字，认为这不可能是孔子的思想。其实，这种怀疑是缺乏可靠根据的。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49]他把孝悌之道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又以“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50]为其抱负和归宿，立志与人打交道。孔子还有尚贤思想以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1]的“均安”主张。这些，都与孔子的大同思想是一致的。据《孔子家语·相鲁》载，孔子为中都宰时，曾使得“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则焉”，如果这里的记载没什么问题，那么孔子还曾在局部为实现其大同理想进行过初步实践。孔子的大同说是其礼治思想发展升华的结果，对后人的政治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时下有不少学者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多于“礼”字，来作为“仁”为孔子学说核心的说明，这就有点失之简单化了。首先，《论语》不应是唯一研究孔子、反映孔子思想的可靠材料。如果真如有的学者推测的那样，《礼记》中的孔子之语与《论语》有同样的价值，则“礼”字不知要多出“仁”字多少倍。如果我们综合各种可信记载，则孔子言语中涉及“礼”字似乎就更多了。其次，如前所说，我们不应局限于字面本身来看问题，如《春秋》一书，孔子编次时没有提到“礼”的地方，仍然隐含着孔子礼的思想。我们看何者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应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他的整个思想学说，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另外，孔子的反对派以及后世儒者的言论，对我们理解孔子思想中的仁、礼关系也有帮助。孔子之后，与儒家并为“显学”的是墨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52]；他对孔子学说十分了解，他在攻讦儒学和孔子时，便紧紧抓住孔子学说中的礼进行批评，说孔子学说“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贪民”[53]。墨子针对孔子的礼，集中反对孔子主张的等级，亲亲、礼节繁缛以及久丧为害等。墨学较早中绝，主要是他们反对礼学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应该承认，墨子毕竟接近于孔子时代，他比我们更加了解孔子学说。后世儒者有不少人也谈到了“仁”与“礼”之间的关系。唐代的柳宗元就说“儒者以礼立仁义”；北宋时期的“关学”领袖张载一生孜孜于古代礼制，对古礼颇有研究，他曾说：“仁守之者，在为礼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极力弘扬张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对仁、礼关系的认识与张载差不多，他说：“礼者，仁之实也。”在中国古代，不少有识之士的最大愿望便是成为仁者，而仁者的主要标志就是能遵循、精通乃至弘扬礼制。在这方面，北宋刘敞的话更具代表性，他认为：“远于利，可谓士矣；远于利，笃于学，可谓士君子矣；远于利，笃于学，成于礼，可谓仁者矣。”[54]这都是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很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