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对鲁国史的研究是从1978年开始的。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鲁国建都曲阜问题》。当时，我从事鲁国史的研究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对鲁国史的某些资料接触得多了，经过反复思考，感到有一些心得体会，于是，便把它写成文章。我所写有关鲁国史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这样完成的。因之，每一篇文章都是各自成篇，文章与文章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第一篇论文发表于曲阜师院学报《破与立》1978年第6期上，此后，陆续写出的文章计有《鲁国建国前曲阜一带历史考察》、《鲁国的疆域》、《三分公室与四分公室》、《税亩、丘甲、田赋解》、《鲁国与周礼》、《沈子铭文考释》、《索氏器出土的重大意义》以及《鲁国国名略说》等等。另外，还与梁方健、陈东合作，对已出土的鲁国金文进行搜集整理，编写了《鲁国金文编注》一书。

我当时为什么要研究鲁国史呢？说起来十分简单，大约是受两种想法的支配：

其一，我工作的单位是今曲阜师范大学的前身曲阜师范学院，由于工作关系，很早便参加了孔子研究活动。在研究孔子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孔子思想是那个时代各种历史条件在孔子头脑中的反映，因之，要想正确认识孔子思想，就必须对孔子所在的鲁国的历史进行一番考察，取得较为全面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孔子思想。就是说，为研究孔子而研究鲁国史，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

其二，当时历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讨论得十分热烈。在争论中，存在着几种意见，对这些论点何去何从呢？对一个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的人来说，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便想借助于解剖鲁国历史，来看一看哪一派的意见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以上两种想法现在看来都是比较肤浅的。另外，我的家乡山东省汶上县，春秋时代属鲁国辖区。在我的家乡，每逢过春节时家家户户均有在门上贴对联的习俗。有一副对联，我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上联是“家居鲁邦多君子”，下联是“地接尼山近圣人”。十分明显，写这副对联的人对于居住于当年鲁国辖区，靠近圣人的故乡感到无比自豪。今山东省汶上县乃春秋时代鲁国中都所在地。据传说，孔子曾为“中都宰”。因之汶上县人便在县城西门里路北修建了一座木制牌坊，称为“爱养坊”，上书“古中都”三个大字。坊建于何时，不曾考察过，但它说明汶上县人对孔子曾为中都宰一事有深厚的怀念之情。这虽是两件小事，但足以说明当年鲁国的流风余韵，以及孔子思想曾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研究鲁国史，研究孔子思想，批判地继承这份历史遗产，自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

我于1988年因事请假回青岛家中，后于1989年办了退休手续，从此便与鲁国史的研究告别了。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学生梁方健、陈东和杨朝明，他们随我多年，感到中断对鲁国史的研究太可惜了，于是他们提出继续对鲁国史进行研究，并写出一部鲁国史来。对于他们的这一要求，我当然十分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

他们三人经过努力，前些时候，杨朝明给我一信，信中说：“所写鲁国史，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不久将成稿，我们商量了一下，您是否为鲁国史写个‘前言’或‘后记’之类的东西。”根据他们的要求，我写出了如上一些话，以志不忘而已。

郭克煜

1993年12月记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