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谷之会”与堕三都

鲁定公十年（前500）春，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县）。孔子以司寇身份为“相”，相当于今日之司仪（后世史书误传为“摄相事”）。

齐臣犁弭认为孔子知礼而无勇，劝齐侯以莱人劫鲁公。齐侯果使莱人乘乱欲劫持鲁君，孔子一边保护鲁公退下，一边令鲁卫士阻击莱人，同时斥责齐侯这种以“俘”干盟的“失礼”、“愆义”行为。齐侯自知理屈，急忙挥退莱人。宣读盟誓时，齐人擅自在盟书上加上了“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等辞句。孔子随机应变，当即在盟书上加上了“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等辞句，向齐人提出了归还所侵鲁地的条件。

盟后，齐侯又欲宴享鲁公。孔子为防再出意外，以“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为由予以谢绝[16]。

时，晋政出多门，六卿专权而互相争斗不息。鲁一改自僖公以来的亲晋外交政策，开始修好于齐。齐、鲁多年积怨，夹谷之会自然是险象丛生。以孔子的果敢与机智才在不激怒齐侯的情况下，又为鲁国国君挽回了面子。齐为安抚鲁国，会后不久便归还了所侵“郓、灌、龟阴之田”，这里自然也有孔子的一份功劳。

堕三都之事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前498）。事情的发起史有争论。《左传》载：“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唐孔颖达疏云：“左氏不言孔子之计，当是仲由自立此谋。但传称费人袭鲁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谓毁之为是，故不禁也”。杨伯峻先生注云：“此时，三都之宰又各控制三都以凌三家，如南蒯以费叛，季孙甚苦之；侯犯据郈，两次围攻不能克。子路因势利导，故叔孙、季氏能从其言。”显然都认为是子路首倡其事。

《公羊传》、《史记》所记与《左传》略有不同。《公羊传》载：“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堕费”。《公羊传》注云：“郈，叔孙氏所食邑；费，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悦其言而堕之”。司马迁从其说而小有不同，《史记·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当为十二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俨然是孔子主谋，子路行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舍二者皆不取，以为毁都之事乃三桓自为之，与孔子、子路无于。论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障，即欲毁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也。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传》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

姚际恒《春秋通论》亦主此说，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已而欲自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乃强公使为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17]

三说一主子路首谋，一主孔子首倡，一主三桓自堕。各说各有理。我们认为三方都是主张堕都的、都有首议其事的可能。至于究竟谁是主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以司寇的身份确实参与了堕都之举。《论语》所言公山弗扰以费叛召事，当在孔子出仕之前，公山弗扰欲叛而未叛之时，故孔子有欲往之意。此一时，彼一时，不能据此推断孔子必同情公山不扰。

无论如何，定公十二年鲁确实实施了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率先堕郈，季孙氏也准备堕费。费宰公山不狃（即公山不扰），以费叛，与叔孙辄帅兵袭鲁都。定公及三桓猝不及防，被费人围困于武子之台。孔子令鲁大夫申句须、乐颀伐费军，费人败。国人又乘胜追击，再败之于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四十五里）。公山不狃与叔孙辄奔齐。季孙氏乘机堕费。

将堕成，成宰公敛处父与孟懿子计划说：“堕成，齐人必至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18]。孟懿子鉴于孟氏无家臣之叛，且成宰助己有功，也不欲堕成，故依计而行，表面上支持堕成，暗中却鼓励公敛处父对抗。鲁定公等亲自帅师围成也未能成功，最后不得不放弃。堕三都之举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