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三桓的消亡
虽然三桓之间矛盾丛出不穷，但毕竟只是“兄弟内讧”，不足以危及三桓的生存。因此，当鲁哀公欲联越驱逐三桓时（前468年），三桓联合再一次驱逐了鲁公。至鲁悼公之时（前466—前429）仍然是“三桓盛，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5]。但时过21年之后，鲁穆公以公仪休为相，三桓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鲁国政治的能力。而且，自此以后三桓便销声匿迹，几乎史不见载。三桓的消亡成了千古之谜。
战国时期三桓的下落如何？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但因史料缺乏，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解释。
《孟子·万章下》载有“费惠公”其人，孟子称之为“小国之君。”对此，前人一直不得其解。南宋时，王应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孟子》引费惠公之言，谓‘小国之君也’。春秋时费为季孙氏邑。《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盖战国时以邑为国者。意者鲁季孙氏之谮欤？”[6]他推测此“费惠公”可能便是鲁季孙之后。
这一猜测得到了后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为先秦时以费为国名或邑名者有三：其一为夏后氏所建之古国，国址当在今山东省鱼台县境内。此费已在春秋初年为鲁国所兼并。其二为滑国都城，城址约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滑在春秋时为秦所灭，其地后并入晋。其三即季孙氏之封邑，在今山东费县附近。由各种迹象看，战国时期的费国只能是今山东费县境内之费。
但是，季孙氏之费又是如何由封邑而变为小国的呢？我们认为它是由鲁之封邑先扩张为鲁之封国，而后才独立为小国的。
大约在鲁悼公之时，季昭子、孟敬子执政，三家各以其封邑为中心，规模已同于封国。其时，“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孟敬子也承认“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7]。三桓大有与公室分立之势，其情形类似晋幽公时韩、赵、魏之大于公室。
悼公后期，季孙氏已被称为“费君”，大概费已成为鲁的封国。也大约是此时，悼公有联越伐费之举。《说苑·尊贤》载：“鲁人攻鄪，曾子辞于费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而数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鄪”即费。《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还’。寇退，曾子反。”焦循正义引或说谓“越寇季氏，非寇鲁”。二者所记基本一致，证明悼公之时确有联越伐费（季氏）之举。
此时，季孙氏虽号称“费君”，其实为鲁之封君，并未独立，费仍为鲁地，季孙氏的身份也仍是上卿。《战国策·秦策》载：“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无论其事有无，这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费仍为鲁辖地。虽在费杀人，仍要受鲁法，故身在鲁国的曾参之母惧而走。战国时封君的特点之一便是：即使在封国内也必须奉行宗国统一的法令。
《礼记·檀弓》载：“曾子寝疾……童子隅坐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论衡·感类》篇也载：“鲁季孙赐曾子箦，曾子病而寝之。童子曰：‘华而睆者，大夫之箦’。而曾子感惭，命元易箦。盖礼，大夫之箦，士不得寝也”。这也证明：终曾子（前505—前432）之世，季氏虽称“费君”，但仍为鲁卿大夫。
《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幽公十三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晋幽公十三年，当鲁元公八年（前421）。说明至鲁元公前期，季孙氏还曾为鲁帅军出征。
鲁元公中、后期，三桓家族发生了一系列意料不到的变故。首先是季孙氏内部发生了内乱，即“季孙氏遇贼”。事情的由来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因“季孙氏好士，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孙适懈，有过失，不能常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己也，相与怨之，遂杀季孙”。也有人认为是季孙氏所用非人的结果。“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十数而遇贼，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事情的详细经过虽不甚清楚，但无论如何季孙氏曾有内乱当是事实。此遇贼之季孙大概便是季昭子，因为先秦以“昭”为谥者多无善终。
《韩非子·说林上》所言“鲁季孙新弑其君而吴起仕焉”，也是指此事而言。许多人认为此鲁当即鲁悼公，以为其之所以谥“悼”，当与被弑有关。钱穆先生则认为：“悼之为谥，盖因前君被杀”，“考春秋以来，如晋厉公弑于栾书、中行偃；齐晏孺子弑于田乞；卫出公被逐亡死；楚声王盗杀之，皆不得其死，其次立之君皆谥悼。谓其恐惧从处，承叛乱之余即位也。”[8]所言甚是。但钱穆也认定所弑之君当为鲁公，因查战国时鲁并无被弑之君，于是便断定：“盖韩子误记，不足信。”[9]简单地否定了这一记载。其实细味《韩非子》文意，“新弑其君”之君不是指鲁公，而是指“费君”，即季孙昭子。
《韩非子·说林上》全文是：“鲁季孙新弑其君而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始血，其毋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如上所言，季孙氏此时已称“费君”，此“君”当然可以理解为“封君”，而不是鲁之国君。“鲁季孙新弑其君”应理解为“鲁季孙氏新弑其君”或“鲁季孙家新弑其君”，即指季孙（费君）遇家贼，为其臣下所害之事。文中明言“夫死者，始死而血”，下又言“今季孙始血”，被弑者显然是指季孙无疑。
吴起仕鲁有许多传说与记载，诸如求学于曾子、杀妻求将、为鲁破齐等，显然不会是短时期的事。这里所言“吴起仕焉”是指欲仕于季孙（费君），恰逢季孙氏内乱，或以为季孙氏将由此一蹶不振，故劝吴起离去。时当在鲁元公晚年。
此时，齐又乘机攻鲁。元公十八年（前412），齐田白伐鲁，“取一都”[10]，鲁地大的城邑不多，除鲁都外，唯郈、成、费，“有宗庙、社稷之主”，称“三都”，臧孙氏之防尚不在“都”之列。故此为齐所取之“都”当即是叔孙氏之封邑郈（当今山东东平东南）。叔孙氏由此破灭，下落不明。
鲁元公二十一年（前408），齐又举兵伐鲁，取成（今山东宁阳东北）。孟孙氏之封邑亦被攻破，其子孙散流各地，一部迁邹，孟轲即其后。
经过元公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动，三桓失其二，季孙氏也元气大伤。故鲁穆公（前407—前382）即位之后便不再以三桓为虑，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集权措施，任博士公仪休为相，排斥、打击传统世袭贵族势力。
大约在鲁穆公中、后期，季孙氏已无力再左右公室，反有为公室废弃的危险，只好退保于封国，不久便拥费独立为小国。
穆公二十三年（前385），齐曾一度攻破鲁都，季孙氏大概是乘此之机独立于费。《孟子·万章下》载：“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子思也曾为鲁穆公之师，足见此费惠公距鲁穆公时不远，或者即是费国开国之君。
季孙氏之费虽由鲁之封国独立为小国，只不过是保住了季孙氏世袭其位的特权而已。费之国势当然与宗国鲁无法相比。《吕氏春秋·慎势》论及当时国势云：“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以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由此可见，战国时费与滕类，是最小一级（四等）的城邑国家。
费以弹丸之地背鲁而面对齐、楚，失鲁必亡。费为鲁东南门户，失费，鲁亦难保。故费、鲁必须相依为命。《水经注·泗水注》引《鲁连子》载：陆子谓齐湣王（前300—前283）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者也”。显然是两国联兵抗敌。
费之亡失考，约与鲁同时。因为公元前282年时，楚人的言论中还把“邹、费、郯、邳”与“齐、鲁、韩、魏”并列。时当鲁文公时期，文公之后便是鲁亡国之君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