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的等级结构
周族灭商前，周人还保存着氏族血统组织。这种氏族组织又被带进了新建立起来的西周王朝内部。同时，商族人也浓重地存在氏族组织。周灭商以后，也只好利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统治。所以，在鲁国内部，不论周人殷人，还是奄人，基本上都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活动的。
但是，各个家族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而鲁国毕竟是以伯禽所率领的家族为骨干建立起来的，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对鲁国进行统治。所不同的是，他们对于殷民采取的是怀柔、拉拢政策。
鲁国建国，以“尊尊而亲亲”作为治国方针之一。在原来氏族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宗法制，将“尊尊”和“亲亲”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掌握鲁国大权的一直是鲁公的同姓大家族。
鲁国对于殷旧贵族采取的是拉拢政策。在成周，由成王后王姜出面赏赐殷旧贵族；在卫国，卫康侯与
伯退亲近异常，这都是周公统治策略所起的作用。那么，伯禽作为周公之子，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殷旧贵族进行笼络。山东兖州一带出土的索氏器，证明殷民六族的首领不仅可以“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保留了原来的宗族结构；而且当首领死后，还可以用铜器殉葬。这说明他们的身份并不低。
周王朝封伯禽时，分以殷民六族；封康叔时，分以殷民七族；封唐叔时，则分以怀姓九族。他们的身份应是相同的。对于怀姓九族的身份，《左传》隐公六年载：“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预注：“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当年分封给唐叔的怀姓九宗，还参与了晋国立君的政治活动。分给伯禽的殷民六族虽然不一定会同样在鲁国政治舞台上很活跃，但其身份也是较高的。
西周时期，周天子高高在上，下分为各种等级。《左传》桓公二年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种贵族之“封建”制度及贵族、庶人的“宗法制”，使平民阶层以上的人们分出了各种等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30]
鲁国的情形正是这样。鲁在西周初年成了周的诸侯国，其“立家”是在周人中进行的。鲁国的大家之立是西周晚期以后的事。鲁国公族的亲属有的被另外分封，作为附属小国，如炀公之子它（一作也）被封为沈子。西周晚期以后，鲁国渐次出现卿大夫之大族，如展氏、臧氏出自孝公等等。卿大夫以下，是“食田”[31]的士。伯禽受封之后，曾带领军队征伐侵扰鲁地的淮夷、徐戎。在费誓师时曾说：“嗟，人无哗，听命！”李亚农认为这些“人”就是“士”，他们的政治地位是比较高的，他们都能自备武器，自备给养，他们都是有产者或土地占有者。这些武士中，不仅有周士，而且有殷士。显然，鲁国公族、卿大夫之家，以及士等是属于贵族阶层的。
士以下是平民阶层。庶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庶人食力”[32]，“庶人力于农穑”[33]，他们自食其力；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大都由官府经营管理，即所谓“工商食官”，官府手工业者和官府商贾有的身份并不自由，但当时可能也有许多身份同庶人相似的从事工商的人，如《国语·周语》言：“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
庶人、工、商以外，皂、舆、隶、僚、仆、台、圉、牧也都属于平民阶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呢，以相辅佐也。”这说明皂、隶、牧、圉都拥有自己的家族组织以相辅佐，其地位与“庶人、工、商”相近。
有的学者专门对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系指王室或公室即国家政权中“百官属下的职事人员，相当于《周礼》序官中的‘府、史、胥、徒’，即所谓‘庶人在官者’。”[34]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官营工商业者。皂，掌养军用马匹；舆，主要是修造战车；隶，多指隶属于舆人之徒；僚，为隶之佐助；仆，为僚之附属；台，公室中负责为宾客馈送饮食的执事之人。圉、牧分别指养马、养牛之徒。”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和职事，当与某一种共同事物如当时车战制度下的军事和战争有关。”[35]春秋时期如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当也如此。“皂、隶、牧、圉”的等级差别在春秋时已很明确。“商工皂隶，不知迁业”[36]，“皂隶食职”[37]，“皂隶”显然是这部分人中的地位较高者，而这种等级差别大概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
平民阶层以下，是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奴隶。鲁国的奴隶也有多种，如附庸、丑类、臣妾等等，他们处在鲁国社会的最下层。
伯禽被初封于鲁时，周王朝曾“赐之山川，土田附庸”[38]。关于“附庸”，有多种解释，传统的说法有三：一是根据《孟子·万章下》孟子的说法，如朱熹《诗集传》认为：“附庸，犹属城也。小国不能自达于天子，而附于大国也”；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认为是土田周遭附有之墙垣；杨宽则解释说：“土田附庸，就是说在这些土田上附有作为庸的人，以区别于没有附庸而使用奴隶耕作的土田。庸就是一种附着于土田的被奴役被剥削者。”[39]我们认为后一种解释是基本正确的。《左传》定公四年记，伯禽曾在受封时被赐于“土田陪敦，祝、宗、卜、史。”《逆钟》：“今余赐汝……仆庸、臣妾、小子室家。”附、陪、仆为一声之转，伯禽受赐的陪敦、附庸，即《逆钟》里所言仆庸。《询簋》铭文有：“商（嫡）官司邑人，先虎臣而后庸。”更明显说明庸乃是一种地位低于虎臣的人。所以，附庸乃是地位低下的奴隶。可见，鲁公伯禽到东方就封时，周室曾赐给他部分奴隶。另外，殷民六族所将的“丑类”当也是原附属于六族的奴隶。
“臣妾”是当时奴隶之总称。《尚书·费誓》说：“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又说：“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左传》襄公十年：“臣妾多逃，器用多丧。”本来，男奴称臣，女奴称妾，臣妾连称，犹后来之“奴婢”。但是，鲁国的奴隶大都以家内仆役为主，或许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能说在当时的农业、手工、畜牧生产中，已经主要使用奴隶进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