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事迹考述

1.柳下惠事迹考述

柳下惠是与臧文仲同时期的鲁国大夫,不仅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而且颇具儒家道德的理想形象。后人总结说:“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亡怨,盖柳下惠之行也。”[41]他的行为受到了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师的表彰。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了后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著名学者刘逢禄甚至将他与孔子作比,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42]

柳下惠出身鲁国公族,始祖公子展为孝公之子[43]。柳下惠为孝公五世孙,本名展禽,又称柳下季。高诱《淮南子注》以为“展禽家有柳树,身行惠德,因号柳下惠。”另有人说柳下是他所居地名,有人说柳下是他食采之邑。考鲁地无名柳下者,而且展禽为职仅至士师,为一掌管刑狱的小官,级位不高,未必会有食邑,故高诱之说近是。“惠”为其谥,《列女传》记曰:“柳下惠死,门人将诔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由于文献记载缺略,故柳下惠的邑里字名产生了种种歧说。近人程树德综合史料记载及各家解说,认为柳下惠应“以居柳下,姓展,名获,字禽,私谥惠为近。其曰季者,盖以行第称之也”[44]。柳下惠的事迹,史料记载不多,只在《国语》、《左传》等书中保留有他的部分言论。另外,先秦乃至秦汉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后人的评论。由于这些记述比较零散,柳下惠的事迹便显得若明若暗。我们拟从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考查。

(1)关于“展禽三黜”。

《左传》、《国语》之后,不少文献提到柳下惠“三黜”,如《论语·微子》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荀子·成相》曰:“展禽三绌(案:绌通黜)”。《战国策·燕策三》、《新序·杂事》、《列女传·贤明》、《风俗通·别卷》等也都有柳下惠“三黜”的说法。

然而,“三黜”何指?却史无明文。关于柳下惠事迹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件:

其一,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45]

其二,当一种叫做“爰居”的海鸟止于鲁东门上时,臧文仲令国人进行祭祀。柳下惠根据先代圣王制祀的原则,批评臧文仲“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难以为仁且智也”[46],是迂阔而不知政要的表现。

其三,鲁文公二年(前625),宗伯夏父弗忌将僖公的祭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他认为这违犯了传统的昭穆制度,既“犯鬼道”,又“犯人道”[47]。

其四,《新序·节士》、《吕氏春秋·知士》又记载说:“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以为非也,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以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

上述四事中,后三者皆是柳下惠与当政者意见不合,故而有人就把这些看成他一再受黜的原因。清人宦懋庸《论语稽》引《劝学录》曰:“岑鼎之征,鲁君欲以赝,惠必以真,鲁君于是黜之。爰居之止,臧孙以为吉,惠以为灾,文仲于是乎黜之。僖公之跻,夏父弗忌以为明顺,惠以为不祥,弗忌于是乎黜之。是之谓三黜也。”[48]这显然是其主观推断之词。

我们认为,“展禽三黜”之“三”应理解为“多次”,并不一定实有其数。古籍中多次提到“三黜”,可能是因为这些记载同据一源,我们不可捕风捉影,强为之解。这不仅是由于“三”字有“多次”意者在当时较为普遍,而且《左传》、《国语》等较早因而也比较可靠的记载中并无有关“三黜”之说,更何况前述柳下惠的事迹有的也不一定可靠。如《新序》和《吕氏春秋》所记齐求岑鼎事就有不同的记载。《韩非子·说林下》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人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按:岑与谗声可通转。另外,《礼记·明堂位》曰:“鲁有崇鼎”;又曰:“崇鼎、贯鼎,天子之器也。”今人陈奇猷以为:“岑鼎即崇鼎,亦即谗鼎无疑。……崇,高也;贯,盈也。天子之器,故以崇盈为名。岑、谗皆有高义,则崇、岑、谗不但音通,义亦通也。”[49]是则《吕氏春秋》与《韩非子》所记当为一事。乐正子春和柳下惠系同时代,且都是鲁人,那末,事当谁属,尚难明了。

至于“黜”字应作何解,后人看法也不一致。“黜”本有废、贬退意,故有人认为“黜”即撤职[50],这种理解与事实不符。柳下惠官小职微,卑为士师,故《史记》、《孟子》等都谈及他“居于下位”、“不卑小官”、“降志辱身”等,说明他在仕途上受到了一定压抑,并无被裁撤之意。

据《论语·卫灵公》,孔子曾指责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俞越《群经平议》认为,“立”与“位”相同,他说:“不与立于朝廷,而但曰不与立,文义不足。立当读为位。《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注曰:‘故书位作立,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然则‘不与立’即‘不与位’,言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之禄位也。”这种看法很有道理。由是观之,“黜”在这里有压制之意,“展禽三黜”可理解为柳下惠多次应得升迁而未果。

(2)柳下惠与臧文仲。

臧文仲与柳下惠为鲁国大夫,据说,臧文仲大概居司寇之职,柳下惠为士师,正其下属。故孔子把柳下惠居于下位而不得举归罪于臧文仲,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51]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即其一端[52]。以后,更有不少人随而对臧文仲甚至于进行讥骂,如明代的顾梦麟《四书说约》道:“自古权臣无不蔽贤,匪独量隘,实是持位保禄之心胜耳。知惠之贤而不与立,是何心肠?”清人刘逢禄《论语述何》也由此大发感慨,说:“素餐尸位,妨贤病国之文臣,不者遄死之为愈矣。”

然而,上述谴责是偏颇的,柳下惠迄未得举,并不是臧文仲“持位保禄”、“妨贤”“蔽贤”所致,而是两人在思想上的差别造成的。事实上,臧文仲不仅不“蔽贤”“妨贤”,相反,如前节所说,他的思想倒表现了明显的崇尚贤能的特点。对柳下惠也是如此,齐孝公伐鲁,他主动向柳下惠请教御敌之策;他“祀爰居”遭到柳下惠的指责后,又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说柳下惠之言“不可不法”。应该说,臧文仲对柳下惠还是很尊重的。

但是,二者在思想上毕竟是有差别的,与臧文仲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时代较强时代性相反,柳下惠对周礼却表现得十分执着和拘泥,这或许正是柳下惠一直居于下位的原因所在。

(3)关于“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是说柳下惠将一受冻女子裹于怀中,却没有发生非礼的行为。这个故事几近于尽人皆知,柳下惠遂成了标准正派男子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千古美谈的经历,文献中的叙说实属后世误传而致。

“坐怀不乱”的故事记载得较为详细者要数元人陶宗仪,他在所著《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妾》中写道:

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

以后,这个故事流行开来,影响渐广。

陶宗仪生活于柳下惠之后两千年,他的细腻描述当有文献根据。查《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曰:

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厘妇(寡妇)又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闲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妪:鸟孵卵。这里指抱住使不受寒)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参之陶宗仪《不乱附妾》节与毛传皆又有“颜叔子纳妇执烛”事,则《辍耕录》所记本于毛传可知。又,《孔子家语》第二卷《好生》也有与毛传极近似的记载,二者仅有小异。据此,我们又知毛传与《家语》同源。

那么,毛传和《家语》是否还有更早的依据呢?我们知道,二者皆成于汉代,时距柳下惠亦数百年,如果此为最早记载,则亦难足为凭信。

清人卢文弨注《荀子》、陈奂疏《诗经·小雅·巷伯》,均谓柳下惠“坐怀不乱”本于《荀子·大略》,今之《辞源》、《辞海》修订本亦然。但是,细味文意,却怎么也衍生不出“坐怀不乱”的故事来。《荀子·大略》说:

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

其中,关键词是“后门者”,历代注家多释为“古代为国君守后门的人,地位低贱”。该节记述是说子夏虽然家贫,身穿的衣服短得就像吊起的鹌鹑一样,但他却不愿出仕,以免得小利而丧其身。诚如唐人杨惊所理解的那样:“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恶,与后门者同,时人尚无疑怪者;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53]这与《荀子·成相》所言柳下惠“三黜不去”以及《孟子》中两处说柳下惠“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54]是一致的。应该说,杨惊此处的理解才是正确的。而卢文弨以为《荀子·大略》“柳下惠”句不当蒙上文,而与《诗经·小雅·巷伯》毛传说同义,故王先谦批评说:“杨注甚明,卢氏欲分段,似失之。”[55]陈奂疏毛传,误以《荀子·大略》“非一日之闻”为“非一日之閒(闲)”[56],而从男子不六十不闲居的角度强为之解,结论自然经不起推敲。

不过,柳下惠“坐怀不乱”虽属不经之谈,而后来的传说起于《荀子》却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孟子》、《列女传》等书中谈到柳下惠在仕途上受到压抑,当别人劝他离开鲁国时,他说:“尔为尔,我为我,虽袒杨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污我哉!”在柳下惠看来,鲁国无道,并不影响他本人洁身自好,他认为: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身边赤身裸体,又怎么能玷污我呢!这些记载或者也为“坐怀不乱”传说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或有宫本,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很多书在写定前,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尤其在民间流传的,变动尤甚。”“《家语》也就是其间的一个例子。”[57]《孔子家语》中所记柳下惠事当也自然属于依据民间传说写定。清人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详细对照了今本《家语》及传世的其他古书,证明该书多与包括《荀子》在内的现存古书相出入。情况很可能是:《家语》中所记关于柳下惠的传说实本于《荀子·大略》。看来,《荀子》其书本身虽无柳下惠“坐怀不乱”之意,但这一传说的滥觞却应该追溯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