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司寇

阳虎之乱平定后，三桓看中了孔子及其门徒的势力，欲以对付宗法家臣。孔子也欲借打击家臣之机削弱三桓，以达到其“张公室”的目的。鲁定公十年（前500）初，孔子官升“大司寇”。

鲁司寇之职原由臧孙氏世袭，至臧昭伯（臧赐）时，与季平子产生矛盾，因而参与了鲁昭公伐季孙之变。事败后，随昭公流亡国外，最后客死异乡。经此打击，臧孙氏势力大减。至此，其司寇之职终为孔子代替。《新序》载：“臧孙，鲁大夫，行猛政。子贡非之曰：‘夫政，犹强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曰：罚得则奸邪止，赏得则下欢悦。子之赋心见矣。独不闻子产之相郑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给人足，囹圄空虚。子产卒，国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竽笙之音。其生也见爱，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于仁，祸莫大于刻。今子病而人贺，子愈而人相惧曰：嗟呼！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孙惭而避位，终身不出。”[8]其事虽难免有演绎，但也反映了孔子是代臧孙氏而为司寇这一事实。

三桓之所以在此时擢用孔子，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论之甚详，转引如下：

案：《孟子·万章》：“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则孔子之仕于鲁，实仕于季孙氏也。季孙氏盍为用孔子乎？则以三家虽专鲁政，而频有家乱。季孙氏有南氏及阳虎等之乱，叔孙氏有竖牛及侯犯等之乱，孟孙氏其后亦有公孙宿之乱。孔子所谓“陪臣执国命”之局，至阳虎专政，可谓极矣。阳虎于定八、九年间作乱，失败奔齐，次年传遂书夹谷之会“孔丘相”，是孔子及其门徒登用于阳虎失败之后，明是季孙氏等用之，所以抑制有土有民之旧式宗法家臣也。孔子述周制，法周公，虽出身微贱之士，然其思想因所受教育而较保守。季孙氏既登孔子，以孔子在当时鲁国之声誉，不能抑为家臣，故以为公臣而听任之。定元年传载“孔子之为司寇”，则孔子尝为鲁国司寇之官，故能相定公以会齐侯于夹谷。昭四年传载杜泄谓季孙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则孔子为司寇，地位仅次于三家，亦可谓不次之升擢矣。季孙氏既以忌其宗法家臣之故，重用无土无民但受谷禄之孔子，孔子又使其弟子仲由为季氏非宗法性之宰，内外夹持，政权一度几在孔子之手，故《公羊传》两言“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定十、十二年），是孔子几代阳虎之地位也（就身分言尚高阳虎一等，阳虎犹为家臣，而孔子为公臣）。

说孔子为“公臣”，其实仍在三桓控制之下，唯季孙氏之命是从。《墨子·非儒》便指责孔子说：“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

然，孔子之为鲁司寇确实有不同于传统宗法旧臣之处，即孔子及其门徒皆为无封土而但受谷禄的“官僚”。《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

此时的孔子身受定公及三桓双方的重视，又有子路为季孙氏宰，孟孙氏（孟懿子、南宫敬叔）又为其弟子，可谓最为得意之时。《说苑·杂言》载孔子曾叹道：“自季氏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