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公室”、“四分公室”
三桓于襄公十一年（前561）“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事隔25年之后，昭公五年（前537），鲁又舍中军，“四分公室”。对此，前人以为鲁国尽为三桓所分，而鲁君无复尺土一民之有。崔述已辨其非。“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即与“作三军”、“舍中军”相连，足见是军赋兵役征取权力的瓜分。因此也可以说是鲁赋制的两次变革。
首先，既然是“作三军”，表明前此无有。那么鲁作三军之前军制如何呢？
有人认为鲁原有三军。根据是《周礼·夏宫·司马》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依《礼记·明堂位》所言，“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周王畿尚不过千里，鲁国自当属大国。如此则鲁必有三军。《鲁颂·閟宫》言僖公时“公徒三万”。郑笺云：“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说明僖公时是三军。自文公以后，因霸主为政，令诸侯依国力强弱纳赋，鲁于是自裁其军，以次国自居，只留二军。依此，三桓“作三军”当为“复三军”。
《谷梁传》则认为：“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作三军，非正也”。也可备一说。
《国语·鲁语下》载：“季武子作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自是齐、楚伐讨于鲁，襄、昭皆如楚。”依此则鲁在西周时只能是“有卿无军”，遇有战事即由卿帅其所教卫之士以出征而已。但文言“季武子作三军”后又言“遂作中军”，证明鲁在春秋时已有二军。
我们认为《国语》所载基本是可信的。《诗·鲁颂·閟宫》载：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公徒三军”。即依《周礼》一军为12500人，若三军当已近4万（37500人），举成数应就大不应缩小，可见僖公时亦不过二军（25000人）。此言“公车千乘”，与昭公八年（前534）大蒐于红时“革车千乘”车骑正同，足见也是二军。昭公五年“舍中军”，《公羊传》释为“复古也”；《谷梁传》释“复正也”，也说明鲁在前此原有二军。
那么鲁为什么在襄公十一年添作中军呢？恐怕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成公元年鲁“作丘甲”，国土守卫力量有所增加，但进攻能力仍然相当弱。仅有的二军要常年奔命于外，并不能确保鲁的国际地位与利益。鲁襄公四年（前569），襄公赴鲁听“政”，恳求晋国准允鄫国（姒姓小国，在今山东枣庄市东）为鲁附庸，以助鲁出贡赋。在多方劝说之下才取得了晋人的同意。同年，莒国闻讯后与邾合师伐鄫，臧孙氏帅鲁师前去援救，结果惨败而归。襄公六年，莒国最终还是灭掉了鄫国，鲁竟无力相救。为此，晋国斥责鲁军无能，季武子不得不到晋国去谢罪。这恐怕是刺激季武子力主作三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时，鲁襄公只有18岁。三桓欲乘机瓜分鲁公室军权也是其动机之一。前此，鲁统军权虽已由三桓控制，但兵役的征调仍要以鲁公的名义。建三军后，鲁公的征兵权也丧失了。
此外，季武子坚持“作三军”恐怕还有自己的打算。时季文子去世，季武子新立，季孙氏势力于三桓中并不突出。叔孙氏以司马身份为执政，大权在握。季武子不愿甘于现状，提出要“作三军”，试图在三分公室的同时也三分叔孙氏的军权。叔孙穆子也看出了季武子的心意，同时也推测到随季氏势力的发展，季孙氏也不会满足于“三分”状态，因而初时表示反对“作三军”，继而要求季武子盟誓，以保证其信守三分的诺言。果然不出所料，事过二十几年后，季孙氏又提出了“舍中军”“四分公室”的新方案。
鲁昭公五年，鲁之所以要“舍中军”也是有各种原因的。首先是此时季孙氏势力已强大，相反，叔孙氏正处于困难时期。叔孙穆子新死，竖牛内乱，季武子欲乘机背约，谋舍中军。竖牛为取得季孙氏支持，也谎称叔孙氏同意以讨好季孙。于是，季武子“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于三桓中确立了季孙氏的首领地位。
其次，“舍中军”也有国际环境的影响。鲁襄公末年，宋再次发起了弭兵运动。晋、楚二强也因内忧外患而精疲力尽，不得不响应。襄公二十七年（前546），14个国家代表聚集在宋都召开了弭兵大会，约定“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鲁自然也是参加者。自此以后至鲁定公四年（晋为召陵之会以侵楚）为止，约40余年间，中原处于相对和平安定时期。一时国际上陷入“冷战”状态，弭兵、裁军之声四起。昭公元年（前541），正当诸侯重温弭兵之盟时，季武子用兵于莒，伐取郓。结果引起众怒，鲁使节被扣于会，险被处死。昭公四年（前537），乘莒国君新立之际，鄫叛莒重归于鲁。鲁总算出了心头的一股怨气，开始积极响应“弭兵”的号召。昭公五年的“舍中军”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向国际上表示友好的举动。
“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瓜分鲁军的军赋大权是没问题的。但至于三分、四分后三桓各自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则有不少争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昭公五年又云：“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
依传统注疏：“毁其乘”是指“毁其私乘”以足三军。以下“使其乘之人”云云则是指所分公室的部分而言。季孙氏命令他辖区之内的役民及平民的赋税都向他报缴。如有当役者不向他报到，则以往一家出一丁者，便责其出二丁；一家缴一份赋税者，便加征双份。人民怕加征双份，只好都向他报缴。于是，他辖区内的役赋都成为季氏私有，公室落空了。这便是所谓的“季氏尽征之”。至于孟孙、叔孙氏的记载，左传注疏认为襄公十一年之文字句秩序有颠倒之嫌，原文应是：“若子若弟，叔孙使尽为臣，孟氏使半为臣”（“不然不舍”为盟誓之辞）。认为昭公五年文中“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都是仅就其所分公室的“若子若弟”而言的。以为叔孙氏是将其所分得的公室人民分为两部分，以父兄归公室，独役使其子弟，只占有二分之一。孟孙氏则是把其民人分为四部分，非但父兄两部分归公室，子弟两部分也只保留其一，或其子或其弟而已。“照此分配：季孙占有全鲁乘赋的十二分之四，叔孙氏占十二分之二，孟孙氏只有十二分之一。换言之，十二分之七的乘赋入三家，十二分之五归公室”[11]。至“四分公室”时，孟孙、叔孙氏全依了季孙之制，尽征之，“三分公室”时剩下的“十二分之五”也全部被三桓夺去。季孙占有十二分之六，叔孙、孟孙各占十二分之三。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不同意传统看法。他认为“使其乘之人”以下文是就三桓毁其私乘的方法而言的。季氏于其属邑奴隶尽释为自由民。役邑即提供兵役之乡邑。入为役于季氏。为季氏服军服役，则免其家之税收。其不入于季氏者，则倍征其税，以补充其豁免之数，且以奖励从军者，惩罚不从军者。孟孙氏则以奴隶待其入军籍者（年轻力壮者），其父兄则为自由民。叔孙氏则仍实行奴隶制，凡其私乘，本皆奴隶，今补入其军中者亦皆奴隶。“不然不舍”是仅就叔孙言之，谓不如此不改置（但于昭公五年注中又云：叔孙氏“仍以（子弟）为奴隶兵，其老弱为自由民，盖行半奴隶半封建制”）。“四分公室”则是“分鲁室之郊遂也，季氏得其半，孟孙、叔孙各得其四分之一，而皆为自由民，或征军赋，或征田赋，各家以其所入之若干贡于公。”
上述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传统注疏是在改动原文的基础上求疏通，虽极尽弥缝之能事，但仍觉勉强。杨氏的注释则自相龃龉，难以让人信服。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左传》本身有误，襄公十一年文与昭公五年文自相矛盾。襄公十一年文说“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邑役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明显有“无征”与“倍征”之别，昭五年文却说是“季氏尽征之”；襄十一年文明言“叔孙氏使尽为臣”，昭五年文却变成了“叔孙氏臣其子弟”。因此，在没有更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出现以前，最好还是存疑。我们只知道三分公室之后是三家各征其军，方法各有不同。四分公室后孟孙氏、叔孙氏都仿效了季孙氏的方法。如此而已。